天下:孟子五讲

**节 为什么今天还要读《孟子》 在读《孟子》这部著作之前，我想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读《孟子》这部著作？大家知道，孟子生活在战国早期，是一个小诸侯国邹国的人。从孟子的时代到今天，有将近2400年，我们为什么要读一本2400年前的著作呢？ 在自然科学里面，有很多经典著作，哪怕你想当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都不用去读，虽然读了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也没什么坏处。比如没有读过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点都不妨碍你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那么，为什么在哲学里面，我们还要读这些经典呢？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有不同的读法，我是把它当成一部哲学著作来读的。意思就是，它面对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哲学问题。什么叫哲学问题呢？就我理解，哲学问题是不同的地域、时间、人群都要去面对，但又不太好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是希腊人还是中国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要去面对的一些根本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生死的问题，就是人类从古至今都要面对的。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面对生死的方式，但很难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并一劳永逸地解决生死问题的办法。与此相对，“怎么能让一辆火车动起来”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有大家都认可的解决办法的。 再举个例子，比如公和私、家与国之间的冲突。这一问题，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就在面对，跟他差不多同时，在中国的孟子也在面对，两千年以后的英国思想家密尔、中国的思想家梁启超也在面对。当今的腐败问题，其实就是为了个人、家庭、家族的利益去伤害公家的利益，也是公私矛盾的一种表现。 总之，哲学问题之所以是哲学问题，就在于它们都是人类的普适和根本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对其处理也一直没有明显的进步。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因为一个思想家比我们早出生了2400年，他的思想就落后了、过时了。我们需要看的是，这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否深刻。 尤其跟现代自然科学相比，哲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哲学里面读经典非常重要，而在自然科学里面并不那么重要，背后的一个原因是现代科学（即笛卡尔和牛顿以后的科学）之为现代科学（modern science），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多数时候即所谓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阶段，科学内部有一套普适的范式（paradigm）或者体系，而在这一体系内部，科学进步是被明确界定的，我们只需要掌握*新的理论进展就可以了。但是哲学（或者前现代科学）没有这样的进步性。并且，在哲学里面，甚至有近乎反过来的情形，即越是古老的经典，可能越深刻，越值得阅读。这是因为，这些经典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考验之后，竞争淘汰的结果。与此相对，近几十年流行的书，仅仅经过了几十年的考验。所以，重视经典，意识到经典的权威性，不是盲目崇拜，而恰恰是常识和理性判断的结果。 如果上面我说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还要读《孟子》。《孟子》记录的是孟子的言行，而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更准确地讲，他是先秦三大儒家代表（孔子、孟子、荀子）之一。在一千多年后的宋明理学家眼里，孟子更是被当成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孟子》这部经典在传统中国一直在被人阅读，经历了长久的考验。同时，后世很多儒家的思想，也建基在对《孟子》的注释、解读、阐发上。理解《孟子》，也是理解后世儒学的发展，尤其是儒学*重要的发展之一——宋明理学的基础。所以，从这些方面看，现在我们读《孟子》，依然很有意义。 第二节 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的糟粕”吗 认为读《孟子》没什么意义的人会说，虽然经过时间考验的哲学经典可能很有意义，但是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思想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儒家的思想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无非是“封建专制的糟粕”。说它们是“糟粕”，就是说它们至多是无用的垃圾，如果不是有害垃圾的话。甚至连“封建”这个词，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近乎骂人的词、贬义的词，比如说一个人是“老封建”，说一些东西是“封建迷信”。而“专制”，则更明显的不是一个正面的词。因此，抛开“糟粕”不谈，儒家既“封建”又“专制”，看来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再去读儒家经典。即使有少数人还坚持认为读《孟子》有意义，他们中的主流是把《孟子》当成修养身心的东西。因为如果把它当成政治的，而它在政治上的意义无非是鼓吹封建专制的话，那么它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孟子》有意义，那它也只能在关于我们的个人修养上。 所以，我们要读全面地读《孟子》，尤其是它的政治层面的话，我们就必须说明白，为什么它的东西不是封建专制的糟粕？这里首先要指出，“封建专制”这个词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封建恰恰不是一种专制的制度。什么叫“封建”？大家望文生义理解为“封土建国”。《左传》里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什么意思呢？周国本来是商帝国的一个小国，但是周国在牧野之战打败了商帝国的军队，商帝国就垮掉了，周国因此就继承了商帝国。但是周国实际上能控制的只是它原有的和商首都附近的一些地域与人口。当时，还有商的王室与他们的势力范围，很多效忠商的小国，以及一些不愿被周国管辖的小国。所以周朝在刚建立的时候，处于群敌环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周的先祖武王、周公发明或采用了一套天才的制度，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封建制度。也就是把自己可靠的亲戚、同盟的族群领袖分封出去，给他们一些人和钱，让他们到周国无法控制的地方，建一个城（就是有城墙保护的据点），在把自己保护起来的前提下，慢慢去控制，甚至蚕食周围的土地与人口，从而达到保卫周国的目的。说得更直接一点，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一套军事扩张殖民制度。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李峰教授在《西周的政体》和《西周的灭亡》里对西周的制度做了很好的研究。他指出，西周这些诸侯国的建立都是有战略考虑的，它们都是建立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并且经常一建就是好几个，这样互相之间能援助，互相之间能照应。 所以封建制度的发明，实际上是为了接管一个大帝国的一套军事殖民的制度。周的这套制度非常成功。周国迅速地把商帝国接手过来，并且还慢慢地扩大了原来商帝国的势力范围。从地域上来讲，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体系；从政治上来讲，周王有直接管理的土地，除此之外，周帝国的多数土地，实际上是让诸侯代管的，周王并不直接管理。而这些诸侯国，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城、一个堡垒。但是在慢慢扩张以后，一个城邑变成几个城邑，诸侯就复制了周的封建制度，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分封出去。当这些人再去扩张，他们就再继续分封下去。所以，周帝国的封建制度像一个金字塔，*上面的是周王。周王除了自己直接管理一部分土地之外，下面有一群诸侯，诸侯下有大夫，大夫下有家臣，一级一级下去，直到*低级的贵族管理着有限的农业人口。 在这个金字塔里面，周王可能只管不到一百个诸侯。史书上号称八百诸侯，但应该没有那么多。一个诸侯下面的大夫数量就更有限。这种金字塔结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把一个大国分成一个个小小的共同体。并且，在这个金字塔结构里面，很少有越级管理的事情发生。诸侯国内部的事务由诸侯管理，周王是不管的。只在比如诸侯继承上有问题的时候，周王才有合法的干涉权利。换句话说，这些诸侯国是相对自治的政治实体。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周王确实很难把帝国的所有事情都管起来。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分封自治的体系是很自然的。因为分封自治，周王就不会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诸侯国，这些诸侯对其大夫也是一样的，大夫自己家族的事务是他们的内部事务，诸侯只管到大夫这一级，所以各级都是一个分封自治的体系。 其实我们想一想，到了今天，家族企业要发展，也是采取了西周式的封建制度。如果我的企业在上海做得不错，希望扩张，我会让一个比较能干的亲戚，投入一定的资金，带一些人去北京开分公司。当他在北京的分公司做好了以后，那他可以在北京的东城区再开一个分公司下面的分公司，西城区开一个，通州区也开一个。这样一级一级分下去，北京分公司的事务由亲戚自己去管，我是不管的，但是如果我的公司跟其他公司竞争的话，分公司要过来帮忙。这其实就是企业里面的封建制度。 如果这么去理解封建制度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封建制度恰恰不是一套专制制度，它是一套分封自治的制度。当然有人会说，《诗经》里面不是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周帝国的土地和上面的人，都从属于周王。但我们看到了，西周的制度并非如此。但为什么这首诗这么说？我建议大家去读读这首完整的诗。读了大家就会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一个大臣在说，为什么周王你有事情就来找我？你什么事都来找我，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老母亲，都没有时间照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有那么多大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大臣抱怨周王的诗，而不是在描述周代的制度。 因此，西周的封建制度，绝非专制。从概念上来讲，“封建”跟“专制”实际上是互相矛盾的两个词，“封建专制”就是一个讲不通的说法。它不但概念上讲不通，历史上问题也很大。在西周分封制度垮台后，经过春秋战国过渡，出现了一套新的制度，即中央集权制度，它成了秦帝国乃至后来中原各王朝的制度基础。中央集权制度可能跟专制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即使我们把“中央集权”跟“专制”区分放在一边不谈，我们也知道，这个“封建”跟“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处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从历史时期上来讲，“封建专制”的说法如同关公战秦琼。如果历史和概念上都说不通，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封建专制”这样的说法？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中国被英国打败。当时多数中国人可能对这件事不太敏感，这不能怪他们，或者怪中国“闭关锁国”。因为在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很多边境少数民族打败过，但是它们即使打败了中原王朝，*后还是不得不采用中原王朝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文化。所以这次被英国打败，多数人认为，就像以前一样，只不过又来了一拨新的蛮夷而已。并且英国占的那个叫“香港”的地方，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只有当时极少数有远见的人知道这次的威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慢慢地开展了所谓的洋务运动，也就是在科技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运动。结果洋务运动搞了四十来年，中国不但没有变得强大，反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这对中国人的心理冲击极大。因为中国人对日本了解得较多，日本一直被当作中国的学生。老师被学生打败，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强烈的心理上的打击。所以很多学人和政客意识到，也许以前的洋务运动，仅仅在科学技术和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在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戊戌变法。虽然戊戌变法没有成功，但是清朝一直试图做出政治上的变革。只不过这个变革*终也没有成功，清朝被推翻了。到了民国时期，政治变革依然不怎么成功，这促使了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新文化运动”，顾名思义，是一场改造文化的革命。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国不但在器物上、制度上不行，在更深层的文化上也不行。中国如果不革除以前的旧文化，包括儒家在内的旧文化的话，不搞一场新的文化变革的话，中国没法去拥抱西方的先进东西。后来的五四运动，提出要拥抱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和“科学”。但这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已经形成了共识。所以，五四运动真正的新意，是“打倒孔家店”，即要革除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才能拥抱我们的新老师：德先生和赛先生。 但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这之后也有新儒家以及后来的海外新儒家，他们是为传统做辩护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在文化上为传统做辩护。在对传统政治的认知上，他们跟新文化与五四运动中那些激进派没有太大差别，也对中国传统政治持否定态度。一个基本表现就是，他们也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中国处于前现代，而西方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西方的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西方处于封建时代。既然我们被一个现代的西方打败了，我们就处于前现代，而西方的前现代是封建时代，所以我们就是封建时代。西方现代的另一个标志就是走向了民主，很多人认为与民主相对的是专制。因此，既然西方走向现代、走向民主，前现代的中国自然就是专制。由西方反观中国，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遭遇西方前的中国的政治是封建专制。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说中国传统政治是封建专制是双重意义上的“胡说”：是从西方人（“胡人”）的角度来反观重构中国历史的胡说八道。 不过，即使接受这种胡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传统中国历史上有周秦之变，即西周到秦朝的政治变革。那么，如果秦以后的传统中国是封建制度的话，那么周是什么呢？根据西方的历史演进，或者根据所谓的“五阶段论”，封建之前的是奴隶制度。这样，西周的制度就成了奴隶制度，而“孔老二”及其开启的儒家就成了“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看一看中国历史的话，就会明白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但很不幸的是，这种彻底错误的说法依然是当今华人世界的主流看法。 在这种错误说法的笼罩下，中国的传统思想就被“酱缸化”了，成了糟粕。如果儒家思想是专制思想，或者是专制思想的帮凶的话，那它当然就不值得一看。即使现在传统有所复兴，越来越多的人正面谈论儒家，就像五四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一样，其关注点，还是儒家的心性、道德层面。但如果这个说法不成立，我们就有了更加全面地看待儒家，特别是它的政治思想层面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