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论集

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 治中国思想者，咸知朱熹为将新儒学导致*高发展*伟大之新儒家，但其贡献之在哲学上重要性，则殊少论及。《宋史》引述朱熹高足黄榦（一一五二—一二二一）语，“道之正统，由孔……孟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但《宋史》于朱子之如何有功于儒学亦未予阐述。黄榦于其《朱子行状》中谓其师于周、程、张、邵四先生之书，为之裒集发明，但勉斋亦未有所阐发。自来学者固多觉察朱子之重要贡献，但若非概括之论述，徒谓朱子集新儒学之大成，即仅简述朱子学术之一二点，几无一能外乎此者。吾人应特别认识朱子于儒学之基本改变以及其改变之哲学上的重要性。 “集大成”一词乃孟子用以赞述孔子，犹之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推孟子之意，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乃圣之时者也。依朱子之释，三子为一小成，而孔子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当其训释孔子之际，朱子或未遑以大成自居，但若就新儒学而论，朱子之所成就者，亦正如孔子集前圣之成就。 朱子之集大成，约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学之发展与完成，新儒学传受道统之建立，以及《论》《孟》《学》《庸》之集合为四子书。凡此俱关涉儒家哲学、儒家传统以及儒家资料与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无论仅为一种综合，一种重建，或为一种创造，俱属仁智互见。朱子固未运用任何儒学新资料或创造任何新名词，但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实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自未能视为一历史上偶然事件也。 一、新儒家哲学之完成 朱子于新儒家哲学之完成，诚有多端。兹从四方面论述之： （一） 确定新儒家之方向 新儒家在第十一世纪之兴起，固由于儒学攻击汉代经典版本注疏之学以及唐代文学之研求。而佛学发展之挑战与夫宋代建国以来，社会与政治改革之迫切，其势俱需要在观念研讨上，有所转 移。因之，经籍中之《春秋》与《易经》在当时蔚为钻研兴趣之热 潮。所谓宋学三先生胡瑗（九九三—一〇五九）、孙复(九九二—一〇五七）与石介 （一〇〇五—一〇四五），均孜孜于《春秋》。胡瑗、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辈则致力于《易经》讲授与撰注。前者探讨 政府治平之原理，后者示人以待人接物之方与实务。就儒学历史言，此一运动之创新，实由于在各方面均已远离汉唐儒家之学风，因而成为新儒学。但其学术兴趣，基本上仍是传统，亦即仍在个人修养、社会秩序与世界和平。如实言之，学者如司马光、王安石终乃经世之士。但至十一世纪末，新儒学有较高之发展，使儒学进入一新境域。所谓北宋五先生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与邵雍，固不仅有志于经世之务，抑且更进而寻求了解事物之理与性。整个 运动由此而推动而发展，名之为性理之学。 但若以五先生所趋之方向全同，或共同凑集于理之观念，是亦不然。周敦颐以所著《通书》及《太极图说》见称。前者之基本观念为诚，后者所强调者为静，《图说》简言之谓“无极而太极”。又谓“太极动而生阳……阴，两气交感，而化生万物，惟人得其秀而*灵”。又谓圣人“立人之道，曰仁曰义，而主静为本”。周子得太极图于道家穆伯长，伯长传自陈搏（九〇六—九八九）。《太极图说》虽在探讨上是唯理，而其含有道家气味则显而易见。理字固见于《通书》，但在书中并非重要。 理字常见于张载与邵雍著述之中，但此亦不过《易经》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学说之重述，尚非一种哲学系统之主旨。 在张载，存在之基本要素为气。张子认气与太极为一，阴阳为其两面。就体言，当其发散而未凝聚，气为太虚。就用言，当其动静，其聚散，气为太和。在其持久凝聚与发散之过程中，有若干基本法则之运行。如谓物必有对，无物可以孤立。抑且，依理言，物有始终，有聚散。因之，理自有其重要之地位，但根本要素仍为气。在邵雍，存在之基本要素为数。良以宇宙之运行或变动由于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而数生于理。理虽重要，但仍属背境。能使理之观念为其哲学体系之基石者，唯两程子为然。事实上，使理之观念居于中国哲学史*关键之地位，以两程子为先河。理之观念初不为早期儒家所重，亦每为汉唐时代所忽视。但在佛教之冲击下，尤在华严宗事理圆融观之哲学发展至顶峰情况之下，早期新儒家亦唯有亦步亦趋，寻摘上述《易经》语，以为支援。二程兄弟不仅有如其他新儒学所为，只仅发挥上述《易经》语之观念，而继而使此理之观念，为其整个哲学之中心。依二程言，理同于人之性，物之性。程颐云，“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程颢亦云，“有物有则，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 吾人可知十一世纪末，新儒学中，约言之，有四种趋势，一为虽唯理而带有道家气息，一为集中于气，一为数，一为理。苟朱子所偏好于张邵之哲学，或周敦颐道家之倾向，则新儒学在近七百五十年来之往程，必将全异其涂辙。但朱子采择二程兄弟唯理哲学，尤以程颐思想为甚。驯致其结果，整个新儒学运动，至今称之为理学或程朱学派。 在朱子抉择中，使新儒学免沦为道家之厄。吾人前已指陈周敦颐思想著述中之道家成分，当时对于《易经》之广泛兴趣，诚易使新儒家为道家哲学所吸引。《易经》一书在前数世纪，固大半用为道家之占卜也。新儒家一（理或气）生二（阴阳），与二生万物之基本宇宙论，有如《太极图说》所显示，亦可于老子书中寻其端绪。佛学无论在理之观念上与心性之学上，俱有莫大之影响。新儒家固极反佛与反道，但佛道两家学说凌驾儒学之危机曾如是之大而真实。 如何扬抑于佛老之学，朱子之地位实居关键，而朱子抑之。其于周敦颐，吾人可知朱子费尽心力，在其注周子《太极图说》中，以儒家思想解释道家极显明之无极观念。因而将周敦颐道家 思想洗涤荡尽。其于邵子则简直弃之而不顾。其*佳例证莫于 其摒弃邵雍于其所辑《近思录》之外。在淳熙二年（一一七五），朱子与吕祖谦两人，于周敦颐、二程兄弟与张载四儒著述之中，选辑六百二十二条，以代表新儒家之全部教义。此一部《近思录》，实是**部新儒学之专集，并作为以后《性理大全》一书之范本。此部《性理大全》，自永乐十三年（一四一五）以至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以来用作国家考试取士之资。其影响并笼络中国思想者 达五百年之久。此辑录并为自朱子以至十九世纪以来，儒家之无 数辑录之鼓舞与垂范。 邵雍完全摒弃于《近思录》之外，并未自其集中直接征引一 节，仅程颢引述其语一次而已。邵雍之所以全然摒弃，乃由于邵子于孔门谈论仁义之基本教义，几至未予论述。但尤为重要者为 邵子哲学在本质上道家气味过重。邵雍象数之学得自于道家李之 才，而李则由陈摶所传授。朱子避而不录邵子者，乃使新儒学 远离于道家之轨道。 朱子之远离道家之嫌，即在细节上亦然。此于《近思录》中朱 子曾更改一段，可作明证。在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原作中，原 句有谓“故曰性其情”，又谓“故曰情其性”。朱子将此两句俱予 删除。良以前一句来自王弼（二二六—二四九）之注《易》，在其《易》 注中正反映汉儒性善而情恶之共同信念，而此—信念*受道家之 影响。 至若张载，朱子虽予盛赞，但其以气为终极实体之基本哲学， 殊不为朱子所愿接受。依朱子意，气一于性，但必须依附于理。朱子谓横渠之于二程，犹伊尹伯夷之于孔子，伊尹事太甲，伯夷宁 饥死而不事武王。孟子虽谓伯夷伊尹之于孔子，其圣一也，但伯夷 之成德，为“非其君不事”，伊尹之成德，为“何事非君”。惟吾孔 子，“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25。易言之，张子气之哲学，得其 一偏，而二程理之哲学，则圆融焉。 朱子之宗二程，其为一哲学性选择之结果，至为显然。姑不论 自觉或非自觉，朱子乃引导新儒学，出于唯物论（如张载）或道家之自 然主义（如周敦颐与邵雍）之樊笼，而环绕学理之路线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