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棉纺织业史(1750年以来):企业、网络与商业价值

　　《英美棉纺织业史（1750年以来）：企业、网络与商业价值》：　　“新”家长主义者仍然依赖于建立在家族企业、家庭关系和社区基础之上的一种家长主义，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这种联系。为单个工厂开发殖民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相反，他们在现有城镇建造棉纺厂，从而为制造商节省了住房和社区开发的成本。乔伊斯认为，到了19世纪50年代，兰开夏郡的雇主们试图通过安排短途旅行和庆功宴的方式来培养与员工的良好关系，同时促进教育，建造教堂，为整个社区的自助机构提供支持。这些表面上的慈善行为，有助于建造社区，抵消工业化所带来的一些罪恶。同时，雇主们都是公职人员，再加上这些慈善行为，雇主们在社区的地位随之提高，从理论上来说，也树立了雇主们在工厂里的权威。乔伊斯进一步指出，工厂里的权威以其他方式延伸到社区，监工和分包商是工厂和社区之间的关键联系。对于监工，乔伊斯这样评论，“作为工厂主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劳工一分子，这个职位使他在工厂的运营中起到了关键的调解作用”（Joyce 1980：101）。同样地，走锭纺纱分包制的存在，进一步加强了工厂和社区之间的权力联系。以家庭就业单位为基础，分包制确保了家长式管理的影响扩展到工作领域（Joyce 1980：112）。然而，事实证明，尽管走锭纺纱工无疑是从他们所在的社区里招募的，但家庭招募明显受到了限制。因此，在这里，走锭纺纱工跟监工一样，在社区受人尊敬，这看起来很有意义。　　乔伊斯认为，其结果有利于城市和社区关系的稳定，特别对于规模较大的老牌企业而言，这有助于抵消人口增长和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混乱。在19世纪中叶，诸如在兰开夏郡那些远距离移民少的社区，即便是单个城镇内部的高流动性，其潜在影响力也很大（Anderson 1971：35-37）。工人们在稳定的劳资关系以及选举模式中表现出来的顺从性，源于在相对稳定的社区中工人对雇主的严重依赖。由于工人和雇主逐步产生了共同的愿景，即使这些愿景在不同社区必然有差异，和谐关系也由此得以确保。　　毫无疑问，兰开夏郡的劳资关系在19世纪中期变得更加平和，当地的商业社区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是否源于工人们所表现出来的顺从，目前尚无头绪。有人怀疑工业和社会契约是否可以合理地归因于家长主义，也有人怀疑是否存在任何的工业契约（Dutton and King 1982：59-74；Huberman 1987：187-192）。例如，要掌握雇主或者雇员的动机，这都是极其困难的。由于从记录中只能找到19世纪中期少数家长主义雇主的动机，因此，对于大多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雇主而言，他们的动机只能任凭猜测了。有些雇主从动机上来看可能是家长主义者，但似乎大多数人为了社会利益而成为慈善家（Howe 1984：307）。但是，要想对大多数男工和女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领导）的真实想法形成一种观点，难度就大得多，如果真做到了，那么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依赖性以及政治和宗教领域显而易见的顺从性，可能仅仅是一种臆想（Savage 1987：5）。　　正如乔伊斯后来承认的那样，用“依赖”这个词来形容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太过强烈。由于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变化使得劳资关系变成了一个双向的过程，尽管工会的优势很少被承认，但雇主们越来越愿意接受工会作为集体谈判的一分子（Joyce 1984：67-76；Howe 1984：176）。甚至在此之前，在走锭纺纱行业中持续存在的、放手管理式的内部合同，已被证明是雇主和雇员所期望的、对双方有利的管理方式。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雇主和纺纱工会之间的大多数争端都围绕减薪，因此工资标准的建立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反过来使兰开夏郡社区的内部合同的地位制度化。这些工资表根据走锭纺纱机大小列出了每磅纱的固定工资，规定了工资和所付出劳动之间的关系，削弱了基于工资削减的竞争策略动机，因此减少了纠纷，从而为雇主和雇员都带来了好处。它们为促进工业和谐做出了巨大贡献，主要是因为实现了新的经济依存关系，而顺从关系在此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Huberman 1996：132-148）。应该记住的是，兰开夏郡社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的变化意味着，针对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劳工动乱程度，以及19世纪中叶稍微平和的劳资关系的实现，要想概括，是何等的困难。一方面，棉纺织业工会是割裂的、领域性的；而另一方面，其他工厂主协会通常是分散的，且与特殊事件有关——如《工厂法》，也与具体纠纷相关（Howe 1984：164-166）。　　因此，整个兰开夏郡的工业冲突的程度各不相同，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普雷斯顿尤为严重。由少数几家大公司主导的普雷斯顿工厂主协会，能够强制降低计件工资，并在1836到1837年和1853到1854年的罢工中两次击败了工会（Howe 1984：164-166；Dutton and King 1982：59-73；Dutton and King 1981；Russel 1987：153-173）。他们战胜了纺纱工联合协会，却使普雷斯顿的棉纺织业关闭了7个月。也许是对第二次罢工的破坏性后果感到震惊，之后，普雷斯顿的雇主们变得更加有调和性，并在十年内引入了标准工资表（Dutton and King 1982；Huberman 1996：133）。另一方面，在奥尔德姆，经济集中度要低得多，场地和工艺体系可能促使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创建利益共同体。19世纪30年代，奥尔德姆出现了几次血雨腥风的罢工运动，同普雷斯顿一样，直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地区才引入标准工资表。冲突的持续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经济和政治上的暴力激进主义的传统，却有助于奥尔德姆社区变得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公司的高破产率使雇主们无法对动乱作出有效的集体反应（Gadian 1978；Sykes，1980：171；Huberman 1996：136-137；Farnie 1979：246）。在博尔顿，早在1829年，标准工资表就已经存在，尽管存在针对个别雇主的暴力罢工，但在19世纪40年代，工厂主协会与纺织工会之间的关系仍相对融洽。一场与减薪提议有关的大罢工和停工，因此被推迟到1861年。然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并无法用双方的合作意愿所解释，更无法用工人阶级的顺从来解释。相反，该镇的中产阶级雇主内部似乎存在社会和政治冲突，这使得他们无法像普雷斯顿的雇主们那样有效地组织起来（Howe 1984：172；Taylor 1991：79-89）。家长主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流行程度和形式都不尽相同，因此，对于兰开夏郡任何一种家长主义所带来的影响都是不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