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废名

废名传略 废名，原姓冯名勋北，字焱明，号蕴仲（又号蕴中或蕴重），乳名焱儿，学名文炳，笔名另有蕴是、病火、春风、丁武、惠敏、非命、法、补白子等。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作家、学者，有“奇才”“僻才”之称。 1901年11月9日（清光绪辛丑年九月二十九），废名出生在湖北黄梅县城东门一个小康家庭。其祖父冯汝顺为制作竹器的手工业者。两个叔父都经商，一开南货店，一开布店。父亲冯楚池，读书人出身，曾任县劝学所劝学员。母亲岳氏，为县城近郊岳家湾农家女，后皈依佛门，法名还春，修持甚谨。废名兄弟姐妹六人。姐远嫁，妹早夭，大哥幼亡。废名和另两个兄弟均毕业于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并先后在武汉任小学教员。二哥冯文清，又名力生，为本县本省知名教育家，曾任省立第四小学校长，参与创办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并任校董。抗日战争时期回黄梅避难，一度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县初级中学校长。战后，就职于考试院湖北湖南考铨处。后定居武昌，1972年去世。弟冯文玉，又名经平，1935年病逝于汉口**小学教师任上。 1906年，废名进县城大南门内都天庙私塾，从师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等。封建书塾生活，几乎与世隔绝，使他感到“乌烟瘴气”。不久，他因患淋巴腺结核病而辍学。一次，随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到五祖寺进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黄梅县乃“禅宗圣地”，家乡的佛禅文化，对废名日后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08年，病愈，复入都天庙读书。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听说武昌招募学生军，他想跑去当兵，“立志做一个英雄”。13岁时，父亲要他当学徒，将来经商，自谋生路，他不听从。父亲无奈，只得送他入黄梅县八角亭**高等小学堂读书。 1916年，废名离开黄梅，来到武昌，考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学，想把毕生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受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接触科学与民主思想，关心当时的革命和文学运动，有较强的政治热情。1921年2月，以名列全班第四的甲等成绩，从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武昌模范小学（省立第四小学前身，即今武昌阅马场小学），业余时间学习写作白话诗文。同年，与其二舅之女岳瑞仁结婚，开始与周作人通信。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文学作品。1924年，正式升入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4月9日，作杂感《“呐喊”》，称鲁迅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925年10月，**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作为“文艺丛书之九”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内收小说14篇。1926年6月9日，起笔名为“废名”。6月11日，读鲁迅《马上支日记》后，在日记中写道：“倘若他[1]枪毙了，我一定去看护他的尸首而枪毙。”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京，下令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9所院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引起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反对，废名愤而休学。冬，卜居西山，先住四棵槐树，不久搬到山北北营，后迁居西郊门头村正黄旗十四号一户贫寒人家。以后常在此过冬，夏天则每每因事进住城内。如此长达5年之久，故将其书斋取名为“常出屋斋”。这一期间的山居生活经历，对他创作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影响很大。1928年2月，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桃园》由北京古城书社编译所印行，内收小说10篇。6月，国民革命军正式接管北平。不久，京师大学校先后更名为中华大学、北平大学，废名复学，仍在英国文学系读书。1929年夏，北京大学校名恢复。同年秋，废名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女儿冯止慈出生。 1930年，与冯至共同创办《骆驼草》周刊，并著文抨弹列名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的鲁迅、郁达夫等人。1931年1月，赴青岛暂住，一度在青岛铁路中学任教，讲授高中之“文学史”“学术史”等课程。杨振声时任青岛大学校长，废名拟在青岛大学谋得短期教职，曾写信求助周作人、俞平伯，未果。3月，返回北平。同月，编成《天马》诗集，收诗80余首，后散佚。5月，又辑成诗集《镜》，收诗40首，未出版。10月，第三本短篇小说集《枣》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内收小说8篇。同年11月，经周作人推荐，在北大国文系任教，讲授“作文（一）（附散文选读）”“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等课程。1932年4月和12月，其长篇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先后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4年6月，作《〈周作人散文钞〉序》，高度评价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历史态度和在新文化（文学）运动中的地位，并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之处”，对鲁迅颇有微词。同年，接妻女到北平，住东安门内北河沿甲十号。7月，作《知堂先生》，盛赞周作人。1935年，鲁迅写了一篇题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短文，严厉批评废名的文学观。同年，儿子冯思纯出生。 1937年7月7日，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北京大学规定副教授以上人员随校内迁，其他人员自行安排。废名是讲师，不在内迁人员之列。因交不起房租，便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10月26日，母亲辞世。废名接到噩耗后，于12月离开北平。时交通大乱，历经千辛万苦回到黄梅。1938年8月，日军入侵黄梅县城，遂率妻儿躲避至南乡乡下。1939年夏，日军借口飞机失事，大规模骚扰黄梅，山区不得安宁，寄居东乡多云山姑母家。同年秋，往北乡任黄梅县金家寨第二小学国文和自然教员。先至腊树窠，后借住在停前镇龙锡桥边一户农舍里。1940年2月，黄梅县初级中学复学。废名改教中学英语，但仍有不少学生从其学国文。不久，随县立初中迁往东山五祖寺。1941年5月，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1942年春，得熊十力从重庆所寄《新唯识论》语体本，决定著《阿赖耶识论》。同年冬，日军占领黄梅县城，炮击五祖寺，县立初中暂时解散，举家迁居东山脚下的小山村水磨冲。1943年春，县立初中复学，迁南山寺和北山寺。1944年4月，诗集《水边》（与开元合著）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其中收废名诗16首。11月，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其诗论《谈新诗》。此书系废名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开设“现代文艺”课时的讲义，共12章。1945年春，因校舍不能集中，管教困难，学生赌博，且与中学校长办学思路冲突，于是辞职，在其祖籍地后山铺冯仕贵祖祠堂办学馆。5月，诗文集《招隐集》由汉口大楚报社出版，内收诗15首、文8篇。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秋，撰成《阿赖耶识论》，原计划写20章或更多，终得10章。 1946年春，返回县城。为了生计，在县城与岳家湾之间的鸡鸣寺招徒课书。7月，经俞平伯、杨振声、朱光潜向校长胡适、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力荐，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9月，由九江乘船至南京，通过叶公超之关系，探视关押在老虎桥监狱的周作人。后因火车不通，遂坐飞机抵北平。连载于《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上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即以其在黄梅近十年的避难生活为蓝本而创作。到北平后，开始住袁家骅家，后被学校安置在沙滩校园内蔡孑民先生纪念堂后面的一排平房里居住，与熊十力、游国恩、阴法鲁等人为邻。复校初，除每周教授两小时的《论语》课外，还开设有“大一国文”“孟子选”“英文文学选读”等课程。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常搜捕进步学生。对此，废名愤激地说：“这年头道理也讲不通……”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废名开始认真学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声言“相信党，相信毛主席”。8月，周作人回到北京，生活比较困难。废名经常去周家，并给周家捐款赠物。因此，北京大学中文系开会批判他，说他立场不坚定。1950年，晋升为教授。1951年，主动报名，随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赴江西吉安专区潞田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负责第三代表区工作。数月后，返回北京大学。不久，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952年9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废名和杨振声、刘禹昌、赵西陆等人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工作。11月，加入中国教育工会东北人民大学委员会互助会。1953年8月，参加中国**汽车制造厂动工建设。劳动了半个月，右眼突然看不见东西，后被确诊为视网膜脱落。手术后，因效果不好，右眼几近失明，但仍坚持写文章、编讲义，按时上课。1956年7月，《跟青年谈鲁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0月19日，发表《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声称鲁迅给他的教育不是鲁迅生前给他的，而是在鲁迅去世后，在中国解放了之后，并说这是他的“痛苦的经验”。同年，担任中文系主任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4月，被推选为长春市文联副主席。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废名小说选》，内收小说32篇（章）。1958年8月，东北人民大学更名为吉林大学。1959年，当选为政协吉林省第二届委员会常委。1962年5月，当选为吉林省第三届文联副主席。同年夏，周扬到吉林大学视察，亲自召见废名，并要求学校给他配秘书，他拒不接受。1963年，患膀胱癌。自此，再未上课，在家看书，修改讲稿。同年，再次当选为吉林省政协常委。1966年，癌细胞扩散。1967年9月4日，因医治无效，逝世于长春，终年67岁。1994年清明节，其骨灰盒被安葬在黄梅后山铺，紧邻冯仕贵祖祠堂。 废名的一生，以1949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文学创作为主，兼及诗学、佛学研究。其中，1922—1937年和1946—1948年是其创作的两个重要阶段。后期主要从事学术研究，涉及《诗经》、杜甫、鲁迅、新民歌、美学、语言学等领域。废名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存在，早在1936年，刘西渭（李健吾）就说过：“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伟大的、生动的、新颖而且时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凡他写出来的，全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2]无论是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废名都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然而，或许正因为他过于“特殊”，所以生前身后并不被大众所接纳，独自承受着“光荣的寂寥”[3]。1996年，汪曾祺曾断言：“废名的价值的被认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真正的被肯定，恐怕还得再过二十年。”[4]二十年早已过去，废名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否真正地被认识、被肯定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