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的兴起与实践 ——孟繁华文学评论集 挖掘城市文学的内核探索城市文学的发展方向

《广州文艺》与都市文学 ——写在《广州文艺》改刊之际 2009年11月10日至13日，《广州文艺》在广东从化召开了“都市文学”研讨会。“都市文学”虽然还是一个暧昧不明的概念，但与会者都意识到了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都市文学的数量日益增多，不仅是有都市生活经验的作家写都市，而且在其他领域展开故事的作家也相继参与其间，在2009年将目光和笔触转移到都市的作家日益增多。但今天的都市早已不是古典欧洲的巴黎、维也纳或罗马。我们很难打捞出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它像一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光怪陆离难以捉摸。因此，中国当代都市的文化经验，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经验。这种不确定性，我们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书写中得到了确证。 但是，由《广州文艺》领衔主演都市文学，也不是没有缘由的空穴来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先后出现了诸如茅盾的《子夜》，施蛰存、刘呐鸥、叶灵风的“新感觉派”作品以及50年代出现的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书写都市文学的作品，但这些小说，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都市文学”。《子夜》要表达的还是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较量与斗争；《上海的早晨》要表达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它们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都市文学”。但1959年出版的欧阳山的《三家巷》以及秦牧的《花城》等散文，陈国凯的《羊城一夜》，后来张梅、张欣的小说，《情满珠江》等电视剧，逐渐地进入了我们想象的“都市文学”的模样。因此，广州应该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发祥地和大本营。上海虽然更现代，更都市化，但在王安忆、程乃珊的作品中，似乎旧上海的味道更浓一些，她们接续的是张爱玲的遗风流韵；卫慧的《上海宝贝》《蝴蝶的尖叫》、棉棉的《糖》《啦啦啦》才华横溢，但因过于时尚而流于都市生活的表面。如此说来，事实上“都市文学”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还没有真正地形成，或者说它仍在形成或探索的过程中。 这种状况与我们熟悉或成就*大的乡土文学是大不相同的。乡土记忆是我们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农村题材”还是“乡土文学”，我们都无须识别就可以感知它是否与本土文化有关。因此，中国在本质上或文化基因上还是一个“乡土中国”。我们不仅可以在鲁迅、沈从文、废名的作品中感受乡土的诗意与宁静，也可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创业史》中感知中国历史或社会变革的过程。甚至在《艳阳天》《金光大道》中，仍然可以看到乡土中国那些不变的生活元素。比如乡风乡俗、乡村伦理、土地观念等核心价值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发生，一开始就蕴含着一个有趣的现象：乡土文学作者并不是在乡村写出“乡土文学”的，而是一批离开了故乡，在都市生活中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青年人。这时的乡村，是一个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乌托邦”。他们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生活过的乡村时，就是城市的“镜中之像”。因此，“乡土文学”是被城市发现的，或者说乡村文明是被现代城市文明发现的。用“镜像”理论解释“乡土文学”的发生，虽然有些牵强，但我们应该承认的是，没有现代城市文明，或者说，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经历城市文明，我们所看到的“乡土文学”是不会出现的。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是中国*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之一。悠久的城市历史和当代城市文化经验相对丰富，使这里不断产生都市文学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在中国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是“都市文学”，仍然云里雾里莫衷一是。如此说来，“都市文学”还不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它仍在生成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与现代都市文学不同，现代都市文学似乎都是由“贵族”创造的，比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那里的生活方式、场景以及人物关系是乡土文学和市民文学中不曾出现的。但那毕竟是过去的都市文学，在那个时代，没有贵族就没有都市文学。但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了，虽然富人很多，但没有贵族。这个情况表明，今天的都市文学不仅有更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更趋于复杂。对都市文学，无论我们怀有怎样的想象和期待都不过分。事实上，包括所谓的“官场文学”在内，以及“打工文学”、时尚文化、中产阶级趣味和网络文学等，都为都市文学积累了丰富的前提、基础和经验。都市文学的发生发展，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我相信，在《广州文艺》雄心勃勃的努力和奋力打造下，这一文学现象一定会蓬勃发展并形成气势。它将带给我们全新的文学经验，那是因为它与都市生活建立了新的精神或灵魂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