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与行政处罚合作规制研究

　　《刑罚与行政处罚合作规制研究/创新治理系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建设文库》：　　（一）活动属性层面　　刑罚与行政处罚是通过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活动完成的。法理上一般认为，刑事司法贵在公正和准确，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具有公平优先性；行政执法贵在神速以及有效，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司法一词在英语中由“justice”表示，本身就含有“公平、正义”的含义。美国学者戈尔丁认为，作为司法的判断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它以社会上既存的纠纷为对象；二是由第三者即法官出面来解决纠纷；三是判断的尺度是法律。与司法活动不同，行政执法并不以既存的纠纷作为发动的前提，它可以基于自我设定的管理目的主动实施。此外，在行政执法的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并非作为第三者身份出现，而是直接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并且是占主导地位的一方行使行政管理权。比较起来，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在价值取向和实施程序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刑事司法活动与行政执法活动并非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事物，具体表现在对国家功能实现的保障、国家权威的维护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等方面。　　考察司法权的产生，司法权实际上是从国家的执法权分离出来的一种权力。为了限制行政权的过度扩张，防止权力腐败的出现，司法权独立出来，与立法权和执法权形成制衡。而且，在权力性质上，行政权作为国家主动实施行政管理的一种权力，往往涉及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为了实现有序的社会秩序和行政管理活动的高效，行政权的行使往往带来公民个人权益被侵犯的危险。此时，就需要司法权予以平衡，通过司法活动的严格程序以及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约束行政权内在的冲动。正因为行政权和司法权具备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特征，因此，在法治实践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以及行政处罚与刑罚就存在着合作规制的土壤与环境。　　在我国的法治发展史中，自古便有行政、司法不分的弊病，即便当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已初步形成的背景之下，我国的司法权以及司法活动在许多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摒除行政权的特性，削弱了司法活动在形成法律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方面的独特价值，譬如我国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制，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内部的行政化管理以及行政权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和干涉等等。不过，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赋予司法权完全的第三方权利地位，充分发挥司法权与行政权分权制衡的观念已经被普遍承认，并已进入决策当局的议事日程。因此，在刑罚与行政处罚合作规制的过程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应当分工配合，并相互制约。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相互配合，共同形成打击违法犯罪的合力。同时，互为监督，形成权力制衡，防止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的发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针对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相互配合与制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为了具体配合与制衡的程序，国务院在2001年7月出台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条就明确规定：“为了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依法惩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其他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制定本规定。”之后，国务院、*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等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作了规定，规范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力分工和职责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