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精)

1949年1月7日：马节（彦符）来，幼渔之子也，言论丰采皆高于乃父矣。 1949年4月10日：晨容庚来，态度骄蹇，痛责之。 1949年6月27日：阅《宝蕴楼彝器图释》，容庚于文字学略无根柢，而又强作解事，故开口便错，真可嗤也。 1949年7月16日：马宗霍来，又说要送我太炎的字。我说那也狠好。此君多言少实，余故作此言弄之，并不存此希望也。 1949年8月11日：宗霍言章先生曾撰金文跋三册，为其仆分散卖去。此中必有精到处，惜不得见也。 1949年8月12日：马宗霍言，黄季刚曾冒章先生之名卖文，又绍介时颇中饱。事为先生所闻，大不悦，以此书疏断绝者数年。后来凡季刚介绍必款先到然后下笔。季刚嗜利，虽师门亦欺诳如此！季刚虽能读书，其人行径终不脱汉口流氓习气。如秘藏刘申叔著述不肯示人，亦其一例 —申叔亦其师也。地方习俗之移人，信可畏哉！（北京人士中刘复上海流氓气*重，更甚于季刚，学则远不逮。） 1952年12月6日：援安书云，《金文说》已送到，稍暇当细加钻研，以答盛意。来示谦言法高邮，高邮岂足为君学？我公居近韶山，法高邮何如法韶山云云。固哉，援安乃欲我为寿陵馀子也！ 1953年1月5日：寅恪书告《金文说》寄到，当请人代读。然此书为近来出版**部佳作，虽不读亦可断言也。寅恪于余阿好如此，可愧也！又言援安于余殆视为丰沛耆旧、南阳近亲，意殊厚，而渠亦生于通泰街周达武故宅，惜援安不之知耳。 1953年1月21日：访李鹤鸣，送其行。谈及毛主席曾示渠余致毛两书，毛精神之完固周密，为吃一惊！ 1953年1月24日：马宗霍来谢赠书云，虽略读，已觉其美，又极言骆某 （指骆鸿凯）之谬妄。 1953年3月24日：编局书告，《甲文说》只选十篇，混蛋，混蛋！ 1953年6月23日：郭认识能力固远过陈梦家，而学问荒疏；余所见，渠亦不尽知也。 1953年7月5日：前书与陈梦家致歉意，来书极客气，请收回抱歉之说。又谓审查者是别一人，渠书举十篇与审查者相同者，乃表示步骤一致而然。真令人扑朔迷离矣。 1953年7月26日：访雷伯涵，借范文澜《近代史》上册，阅其《太平天国》一章。叙事议论夹杂不明，拙于文也。标李鸿章为大买办，亦嫌失实。范君天资不高，而今日推为首屈一指，史学界真无人也！ 1953年9月17日：周秉钧来，言（谭）戒甫对余文字学极表赞佩。 1953年9月23日：郭来书……董某（董作宾彦堂），其说未可尽信。记《卜辞通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1953年9月29日：于思泊书言：《淮南证闻》旁征博引，辨证精核，兄与王、俞鼎足而三，当在王之次，俞之上。海内知己非省吾莫属云。 1953年10月2日：孙（人和）书言，著书稿多被人窃去，波及陶鸿庆之《诸子札记》。今可有成者：《左氏义例》《春秋朔闰中节表》《文选卮言》三种而已。今方读《通鉴补证》《困学纪闻》以遣日。又言《淮南证闻》精绝处，虽王石臞不能过。此过誉也。 1953年11月6日：峻侄书言，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从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据峻所知，见邀者除余外，尚有陈寅恪、顾颉刚云。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 1953年12月17日：彭慧问郭沫若余入京事。郭复书言科院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自兼所长，当请余入所从事研究，不日即成事实云。自十月末有此说，后消息杳然，心疑其容有变化，得此事乃确定无疑矣。 1953年12月20日：觉人书述谢觉哉养生诀云：“走路莫跑，吃饭莫饱，遇事莫恼，说话要少，睡觉要早，经常洗澡。”甚妙！余当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