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浏览一下任何多宗教国家的职业统计数据，都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状况，即商界领袖和资本所有者，还有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在天主教的报章和文献上，在德国天主教会议上，均对此多有讨论。这不仅存在于宗教差异与民族差异相一致，并进而与文化发展的差异相一致的情况之中，比如东德的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同样的情形还见之于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有关宗教关系的统计数据中，只要那时的资本主义能够因其需要自由地变更人口结构，并决定其职业分布。资本主义的自由权愈多，这种状况就表现得愈明显。诚然，现代大型工商企业里的资本所有者、管理人员和高级劳工之中，新教徒的人数占有较大比例，这可以通过追溯到遥远的过去，从历史环境中得到部分解释，在那里，宗教关系并非经济状况的一个原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经济状况的一个结果。参与上述经济职能，通常先要拥有一定的资产，或者必须接受费用高昂的教育，并且常常需要二者兼备。今天，这很大程度上得要有遗产，或至少要有相当的物质保障。在16世纪，古老帝国中许多经济*为发达，自然资源*为丰富，地理位置*为优越的地区，尤其是大多数富庶的城镇，都改奉了新教。直至今天，新教徒在为其经济生存而抗争时，还受惠于那种转变。这就引出了一个历史性问题：为什么经济*为发达的地区，同时又特别赞成在教会中进行一场革命？答案绝非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简单。 从经济传统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疑是使怀疑宗教传统乃至全部传统权威的神圣性的倾向大大加强的一个因素。但是必须引起注意却又常被遗忘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铲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毋宁说是以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取代了旧的控制形式。它意味着要摒弃一种松松散散的、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难觅其踪而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宣扬一种对行为整体的管制。由于它渗透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推行起来困难重重，需要积极热情的投入。尽管对天主教会“惩罚异端，宽恕罪人”之教规的实施，在过去要明显甚于今日，但现在已被具有彻底的现代经济特征的民族所默许，而在15世纪初，它就被地球上*富裕、经济*发达的民族所接受。与之相反，在16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和17世纪之交的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度在英格兰本土所推行的加尔文宗的教规，对我们来说，在或存的对个人的宗教控制形式中，它绝对是*不堪忍受的。这也正是当时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的大部分旧商业贵族对它的看法。另一方面，在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宗教改革者纷纷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管过多，而是太少。那么，当时那些经济*为发达的国家及其崭露头角的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抵制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暴政，反而以一种英雄气概为其保驾护航，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由于这种资产阶级在此前极少，此后也再未表现过这种英雄气概，所以卡莱尔不无道理地说，这是“我们*后的英雄之举”。 不过此外，并且尤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新教徒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如今对此至少可以部分地理解为，只是由于他们继承了较多物质财富所致。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现象不能用同样的思路解释。这里只列举几个事实：在巴登、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可以发现天主教徒父母与新教徒父母让其子女接受的高等教育种类截然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之中，天主教徒所占的比例通常要低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没错，这很大程度上可用他们继承的财产差异来解释。但是，就天主教徒人员结构本身而言，毕业于专门培训技术人才和工商业人才的院校的人数比例，还有毕业于通常培养中产阶级职业生涯的院校的人数比例，仍然远比新教徒的人数比例要少得多。相反，天主教徒更愿意接受文科高级中学所提供的人文主义教育。上述解释不适用于这一情形，恰恰相反，它正是天主教徒极少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的一个原因。 有一个更为惹人注意的事实，可以部分解释在现代工业的熟练工人中天主教徒为何人数甚少。众所周知，工厂里的熟练工人，有相当一部分要在从事各种手工业的年轻人中招募，不过这更多发生在新教徒而非天主教徒熟练工人身上。换言之，天主教徒熟练工人更愿意留在他们的手工业行业中，即他们大多成为手工业师傅，而新教徒则更多地被吸引到各种工厂，担当高级技术劳动和管理工作的职位。对于这些情况的解释毋庸置疑，即从环境（此处指居住社区和父母家庭的宗教气氛所偏好的那种教育类型）中获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其职业选择，并进而决定了其职业生涯。 德国天主教徒参与现代经济生活的人数比较少，这种情况很是值得关注，因为它与包括当前在内的所有时代所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截然相反。附庸于某个统治者集团的少数民族或少数派宗教，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排除于能够产生政治影响的位置之外，往往会在异乎寻常的力量驱使之下从事经济活动。其中*富才干者，由于没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所以都在这个领域一展才华，使其能力得到认可，使此愿望得到满足。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无疑就是如此，他们在这两地的经济发展要比在加里西亚（在那里他们处于统治地位）迅猛得多。在更早些时候，法国路易十四统治下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不从国教者和贵格会教徒，*后，两千年来的犹太人，也都是如此，这点并非无足轻重。但就德国天主教徒的地位而言，却并未发现这种结果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过去，不管在荷兰还是英格兰，无论在遭受迫害还是仅被容许的时代，他们从未像新教徒那样经历过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相反，新教徒（尤其是后面将要充分讨论的新教运动的某些支派），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是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体现出了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而在处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的天主教徒身上，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程度。因此，我们就必须从其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性之中，而不是在其暂时的外在历史—政治境遇之中，寻求这种差异的主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