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论:阿来王妍中国当代作家论

我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并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36岁时，方才离开。……我相信，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 ——《大地的阶梯》 一 一个人的诞生蕴含着无数的偶然，一旦这个偶然与血亲、族人相关联，就开始有了不能摆脱的宿命。文学与生命一样都有其诞生的地方，出生的血地、生就的胎记与记忆的灵光都会成为伴其一生的文化土壤，参与绘制其生命的脉络与走向。1959年，阿来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俗称“四土”的马尔康县，具体说来是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中一个叫马塘的村寨。在藏语中，马尔康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而“嘉绒”则是成都平原到青藏高原之间，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嘉’是汉人或者汉区的意思，‘绒’是河谷地带的农作区。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字面的意思当然就是靠近汉地的农耕区。”①??阿来生命的前三十六年几乎都是在这个地方，他“更多的经历与故事，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那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②。嘉绒这个蕴含特定地域生态空间、民族文化传统、情感思维方式、语言文化基因，甚至是独特“味道”的集体记忆，成为了阿来建构文学世界的基石。 具体说来，阿来出生在“一个在河谷台地上农耕的家族”③，母亲是藏族，父亲是一个偶然把生意做到藏区的回族商人（阿来的爷爷是回族，奶奶是汉族）。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是一群弟弟妹妹。“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④，连母亲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出生日期，只能大概给出两个月份以供选择。“阿来”⑤??是他的乳名，在汉语中多译作“阿努”（Anu）⑤，这是藏语中比较常见的名字，是“小孩”的意思。此处，我无意于探讨名字对人物的影响，但阿来在作品中一直秉承着孩童的纯真与本心，并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存在体验却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童年，阿来曾这样回忆：“我也有过一个那样面孔脏污，眼光却泉水般清洁明亮的童年！想起日益远去的童年时光，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的痛楚与莫名的忧伤！”⑥??他“从小长大的那个村子非常小，村庄住着大概有两百多口子人，每一户人家之间却隔着好几里地。到今天为止，我父母所居住的地方仍是孤零零的一家人。但这个村子在地域上又非常大，村子的东西向有一条公路穿过，大概二十多公里，南北向大致和东西向的距离差不多。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除了感觉到人跟人的关系之外，你还会意识到周围的世界当中有一个更强大的存在，这个存在就叫做自然界，河流、山脉、森林……”①。偏僻的地域、困窘的生活、浩瀚莫测的自然涤荡着他的灵魂、锤炼他的品格，也使幼小的阿来体味“无所归依的孤独与迷惘”②。同时，辽阔的自然是他“精神一片荒芜”的青少年时代的伙伴和老师，他跟草木对话，倾听群山的声音，对自然的感受和触摸延续至今。自然是他作品永恒的背景甚至书写的中心，但阿来却拒绝任何关于故乡大地的诗意伪饰，他带着庄严的责任感直面这片雄奇的大地。 归结来说阿来的成长过程中有几个重要的因子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 其一，汉藏之间的语言“穿行”以及藏族民间文化的滋养。阿来曾坦言“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③。而藏族民间文化对阿来的影响不仅止于故事、传说层面，更多是精神、气质性方面的影响，阿来正是努力对族群和民族文化进行朴拙的传达。张学昕在《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一文中指出“回到民族生活的内心，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获得更大发展的关键”，他认为一个作家无法摆脱民族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作家如何准确地为自己书写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民族作家应表达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碰撞与历史发展也给民族作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④??民族性和地域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复杂的文化心理及传统资源是阿来创作的潜在质素，而阿来自己对藏民族的文化滋养也有着独特的论述和阐释。在他的很多散文和访谈之中，阿来不仅梳理了自己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也对自己的创作内容及主旨做了清晰的阐释。 实际上，阿来的小学、初中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但在当时只有两三间教室的校舍内也进行着藏地普及汉语的教育，这对上学前仅懂得非常简单汉语的阿来而言，显然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开始时，他根本反应不过来老师在说些什么，惶惑到三年级某一天，突然听懂了老师说的一句汉话，这个“顿悟”使小小的阿来幸福无比。其中，所谓“悟”就是包含了感性和理性混合的一种藏民族思维方式，阿来曾坦言他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他时常感到在“两种语言笼罩下”不同的“心灵景观”，并认为是“一种奇异的经验”①。我们发现，阿来作品中所包含的母语（藏语）思维也拓展了当代汉语的表现空间，“我是讲藏语中的一种方言，我用汉语写不下去了，或者是这种写法没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就用我懂的语言想。我可以用两个语言想一想，一下子又有了新鲜的表达”②。比如他在《尘埃落定》中用“骨头里冒泡泡”来形容爱情到来时的幸福感受，在《遥远的温泉》中用“整个草原都被呛住了”来比喻现代文明的入侵以及人心的堕落。阿来把一种非汉语的文化经验成功地融入到汉语表述之中，并把二者结合寻找到一种契合藏民族历史文化语境的话语方式，这种朴拙浑厚、自然直接、诗性透明而又沉郁飘逸的表达渐渐成为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和传播，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表现经验和感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