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懋堂序跋

　　“乐”是本书的一个关键词，本书的名称就叫“历代乐论”。前面说到，所谓“乐论”，指的是古今中国人所表达的对音乐的基本认识，也就是对于音乐的议论、分析与阐释。在这里，“乐”是音乐的简称，兼包古代音乐学所说的“音”与“声”。这和《礼记?乐记》的说法有所不同。《礼记?乐记》认为：“乐”是不同于“音”和“声”的。“乐”指配合乐器或仪式的音乐，亦即通于伦理的君子之乐；“音”指成章曲的音乐，亦即通于心识的众庶之乐；“声”指不成曲调的音响, 亦即噪声或仅作用于感官的禽兽之乐。这三者有伦理上的不同。这种三分的观念，几千年来，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音乐分类的基本纲领。比如古代目录学家便把音乐典籍解散，分别归入经部、集部和子部，亦即把经部当作“乐”的部类，把集部当作“音”的部类，把子部当作“声”的部类。而在批评家那里，“乐”通常代指祭祀音乐或雅正之乐，“音”通常代指宫廷燕乐或一般意义上的音乐，“声”通常代指民间情歌或繁杂淫秽的音乐。比如所谓“靡靡之音”、“郑卫之声”，尽管都含贬义，但它们分别指的是两个伦理层级的音乐：前者指已经进入宫廷的粗鄙之声，后者则指仍处于乡野的粗鄙之声。 如果说事物的本质往往通过它的结构表现出来，那么可以说，“乐”“音”“声”三分理论是中国音乐学*重要的理论——它既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事物的基本关系，也表明中国音乐学具有重伦理、重社会功能的特质。以历史眼光看，这种三分理论乃昭示了以下四个事实：（一）自文明产生以来，中国的记录就是以国家意志、王朝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二）古代中国人是以礼乐世界为中心，建构起关于音乐的认识的。（三）这个建构过程，就其实践过程而言，是先对万有之“声”进行采择，形成“君子”所享用的“音”；再利用采入音乐机构的、有组织的“音”，来建立神人共享的“乐”。（四）因此，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多样的声音世界，是因为人们的礼乐关注——从中心到周边的辐射——才进入记录者的视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