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的变迁(“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

　　《当代中国伦理的变迁（“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　　正如同任何跨文化交流一样，东西方伦理之间的交流、互动对于中国现代伦理的形成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风险。关于欧洲思想输入对于中国本土伦理观念的冲击及其潜在“危险”，民国学者即已有认识，张星烺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欧化东渐史》中专立一章讨论“无形之欧化即欧洲思想文明之输入”，其中讨论“伦理思想”的小节中说道：“今之革命家喜新厌旧，打倒一切旧物。举所有中国旧伦理而推翻之，而又无新伦理而代之，使全国彷徨歧途。”①当然后来的历史发展在有些方面超出了张先生当时的预期，不过在很多方面也没有如他所担心的那样糟糕，并没有出现因革命家和一小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存在而出现“未有外人来灭吾种，而吾人已自相残灭”的悲惨后果。对于中国人的伦理特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那些方面的发掘与阐释，西方学者迟迟没有做出超越其前辈的成就，这与其中主要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期起在对中国关系中取得的强势地位有关，主流学者习惯了接受将中国视为“文明落后地区”的意识，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的判断。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1793年马噶尔尼使团访华受到“不平等的冷遇”开始，也由于对在清朝初年的“礼仪之争”中天主教徒被驱逐事件的历史记忆的复活，欧洲教会界积蓄的对中国文化的轻视情绪在18世纪得到了强化，并且*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英法军队对华军事行动的成功和战争中一些教会人士的积极配合，教会与世俗界实现了要求“积极改变中国”的认识之合流。这种情况在此后将近100年里长期存在，其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当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形象高低起伏，也受到欧洲国家自身国力强弱和知识群体“文化自信”强度的影响。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特定需要甚至故意忽略或者扭曲贬低中国文化的成就（如现代法国著名学者安田朴教授所列举的德国美因茨印刷博物馆的例子①）。中国人的伦理观念自然也成为他们批评和抨击的对象，而在此过程中著名思想家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又经常被援引，他们那些并非确切的观点，直至20世纪*后10年，仍是大部分欧洲普通公民了解中国伦理观念的主要来源。　　不过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普通外国人有机会与中国人一起工作生活，也了解到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远非他们以前通过自己国家有限的渠道所了解的那样。例如，有些在北京、上海长期工作的欧美人士，就发现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相当自由开放，在很多方面和欧美相当接近。在这些城市生长起来的中国孩子具有相当强的权利意识和独立观念，如果从中学起就到欧美国家接受教育，影响他们更多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伦理观念，而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或者革命道德。　　当然，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区域的发展差距很大，在上述这些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在惊讶于中国年轻一代的伦理观念和欧美社会趋同时，广大内陆城市和农村却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带来的社会伦理变迁的冲击，这些地区的中国民众的伦理观念、关系、行为也有影响深远的变化②。例如，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造成传统日常实践性很强的“孝道”遇到很大挑战，空间距离的阻隔使原来用来评判是否尽孝的礼节如“晨省昏定问安”、“洒扫应对进退”乃至“遇病亲奉汤药”等都变成了奢望，这些礼节转化成为电话问候和“送钱尽孝心”。这并不是因为儿女道德堕落，而是他们工作的新环境对他们提出了新的伦理要求：作为公司员工他们必须保证上班出勤率，而且这与他们的报酬和升迁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