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去哪里

安·妮
2006年，我在《国家地理》杂志社当设计师，地图主管请我为一个讲述非洲中部大象的故事画张地图。这些大象的数量因为盗猎已经从1970年的30万头减少到了2005年的1万头。杂志社派生态学家迈克·法伊和摄影师迈克尔·尼科尔斯到乍得东南部，去记录至今还生活在扎库马国家公园（Zakouma National Park）的大象——那是这片地区*后的堡垒之一。他们知道象群会在雨季离开公园，却不知道离开公园的大象会去哪里，也不知道它们在公园外面对盗猎威胁时会有多脆弱。他们希望借助 GPS追踪项圈找到答案。
2006年5月23日，团队成员在公园北界附近给一只带崽的母象戴上了项圈，并给她取名“安妮（Annie）”。有些科学家仍对给动物起名字的想法感到愤怒，提倡用识别编码来代替取名。“拯救大象”机构的创始人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Iain Douglas-Hamilton）认为，反对给动物起名毫无道理。“名字（比编码）好记多了，”他说，“你可以叫它宙斯，或者阿波罗，或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1]，不过一旦把名字安在大象头上，就不再是原来那个意思了。”
到了6月，安妮和她的幼崽已经在10天内走了80千米。“真不敢相信它们走得那么远、那么快。”法伊在杂志里写道。那年夏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和尼科尔斯一直关注着安妮的选择：看着她直奔*丰美的植被；看着她等到夜幕降临再过马路——他们推测可能是为了尽量避开人类。在过去的12个月里，盗猎者已经在扎库马及周边地区猎杀了近900头大象。尼科尔斯在文章附带的一段视频里说：“如果你能设身处地地思考，就想象一下我们看到的那些在水坑旁和妈妈一起玩耍的象宝宝，再想想它们将要经历的恐惧。在中枪倒地之前，它们还能奔跑多远？”
安妮的旅程只持续了12周，1,633千米。8月15日，法伊发现她的项圈不动了。然后，信号消失了。法伊直到9月才得以返回乍得。当他来到安妮*后一次传回信号的地方时，只找到皮、骨头，还有残存的她8个同伴的破碎尸体。毫无疑问，它们被盗猎了。
自我画地图记录安妮的足迹以来，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年，但每次看见那由红点构成的轨迹，还是会想起道格拉斯——汉密尔顿关于给大象取名的话。我看到的不仅是红点，不仅是某种动物，我看到的是安妮。她的故事让我**次因地图而与一只动物的生命结缘，并且令我的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变。
当时，我坐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家地理》杂志社总部八楼，就是在那儿，我开始注意到两种趋势。我们的摄影师和作者见证着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过度捕捞、污染、森林破坏、珊瑚礁死亡、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人类变本加厉地折磨地球之后她的故事让我**次因地图而与一只动物的生命结缘，并且令我的意识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变。留下的种种劣迹，而与此同时，我也开始看到更多像安妮这样的故事出现在我面前：在冰川国家公园用无线电追踪狼獾[2]、用卫星追踪金枪鱼穿越大西洋、用感光数据追踪环绕南极飞行的信天翁等。科学家开始用越来越多的方法把我们和动物联系在一起，这令人满怀期待。
几年后，我和詹姆斯一起创作了**本书，那是一本地图和图解的集子，呈现了伦敦的一些开放数据。当我们考虑用其他城市的数据接着出本续集时，我想起了在《国家地理》做过的那些追踪故事。我们问出版社：“动物追踪怎么样？”
这个选题乍看之下不太合乎逻辑。我和詹姆斯都不是生物学家。他是个地理学家，而我是个设计师。但动物追踪技术革命的美妙之处正在于此。生态学与技术的融合让来自更多学科的更多人参与到保护问题的对话中，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如今科学家收集到的数据太多，不可能独自处理。有的追踪设备每秒采样多次。一周过后，你就已经有几百万个数据点要处理了。要是研究的时间再长一些，科学家就要被数据淹没了。他们需要帮助—来自工程师、程序员、统计学家、地理学家和设计师的帮助。
如果你曾梦想从事关于动物的工作，或者加入公民科学家项目，那就让本书为你导航吧。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你会看到许多先驱的努力，他们组建了跨国、跨学科的团队，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动物数据。他们一直在寻找新的人才。如果你是科学家，我们希望本书能为你提供合作渠道。分享想法能带来更快的研究突破，而分享数据能拯救动物。时间和空间不再限制我们的交流：詹姆斯住在欧洲，我住在北美。就像研究者写论文一样，我们借助跨海光缆创作了这些故事和地图。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探讨动物研究中对地理信息以及新图解的需求提供启发。我们希望鲸类研究者能从蝙蝠研究者那里学到新技术，反之亦然。*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这些动物能给你带来启示，就像安妮曾经带给我的一样。 奥利弗·乌贝蒂 一种新的足迹
从足迹到掉落的羽毛，从巢穴到粪便，动物去向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物理痕迹的历史。而在本书讲述的新时代，我们追寻的痕迹不是印在地上，而是印在电脑的硅基芯片里。尽管我们做的地图和研究在极大程度上依赖数据处理技术，但在信息时代的很久之前人们就开始设想发明新方法来研究动物运动。1803年，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给鸣禽的腿系上线绳，从而证明每年春天回到农场的都是同几只鸟；1892年的一张地图上画出了北太平洋海狗逐月迁徙的轨迹（见第22～23页）；1907年，一位德国药剂师给鸽子装上了自动照相机，以此记录它们的旅程；1962年，伊利诺伊大学的三位科学家用胶带把无线电发射器绑在鸭子身上；1997年，世界上*早一批GPS项圈中，有两个得到的结果证实了肯尼亚大象有时会越过肯尼亚国境到坦桑尼亚去。
并不是所有物种都需要追踪才能研究。对许多物种来说，一副好用的望远镜加上一台相机足矣。正如圣迭戈动物园总会的梅甘·欧文所说：“非侵入性观察仍是动物学的金科玉律。只要静静地坐着暗中观察就好。”而对其他一些物种，比如她在北极研究的北极熊来说，这种长期观察就不太可行。于是，野生动物研究者开始和工程师合作，开发远程研究动物的新方法。卫星、雷达、手机网络、相机陷阱[3]、无人机、手机应用（app）、加速度传感器和DNA测序技术等，让我们如今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待自然世界。这个领域有许多不同的名字：生物信标跟踪记录（bio-logging）、生物遥测（bio-telemetry）、移动生物学（movement biology）。在本书的大部分故事中，我们都会谈到“做标记”（tagging），就是科学家把一个设备装在动物身上。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兴起和计算机的小型化，这些设备（或者说“标记”）[4] 能收集到数以十亿字节计的各种行为、生理、环境数据：从兀鹫的翱翔盘旋轨迹（见第138～139页），到南极沿岸的海水温度（见第100～103页），再到熊蜂的飞行（见第154～155页），无所不包。
想知道技术如何加快了我们对动物的了解，而我们又采取了怎样的保护行动吗？那就想想长颈鹿吧！圣迭戈动物总会的保护生态学家戴维·奥康纳表示：“我们在长颈鹿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大概和30年前大象的研究者相当。”科学家研究了长颈鹿的生理—小而强大的心脏如何将血液一路泵上长长的脖子、特大号的肺部如何让它们免于晕倒、善于缠卷的舌头如何从带刺的树枝上捋下叶子——但他们始终不清楚这个物种在野外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长颈鹿很古怪，”奥康纳说，“它们看起来似乎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所以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它们如何组织成群。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交流、如何争斗，也不太清楚它们的活动范围。”而科学家*近才发现长颈鹿不只有一个物种，而是有四个——每种都有独特的遗传学特征，身上的花纹也从橙色多边形到黑色斑块不等。要是没有朱利安·芬尼西，我们知道得恐怕还要更少。
芬尼西是研究长颈鹿的世界级权威，也是长颈鹿保护基金会（Giraffe Conservation Foundation）的主任之一。他把长颈鹿称为“非洲被遗忘的大型动物”。当我们向他询问为何认为长颈鹿受到了忽视时，他表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长颈鹿到处都是，没有人想过它们会遇到问题。直到*近这五到十年间，我们开始研究它们的数量和受到的威胁，这才看到，它们和其他许多动物一样，也在减少。”罪魁祸首仍是那些嫌疑惯犯：栖息地丧失和野味贸易。关于长颈鹿的脑和骨髓能治疗艾滋病的传言，导致长颈鹿价格升高。我们很少听说长颈鹿濒危，但并不代表事实就是如此。在非洲各地，一场“无声的灭绝”正悄然发生。自1986年起，长颈鹿的数量从15.3万只下跌到10万只，而且它们已经从7个国家消失了——占了先前分布范围的四分之一。趁为时未晚，芬尼西正用GPS技术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长颈鹿去向的数据。
**只装上GPS的长颈鹿名叫乔巴（Chopper）。2000年，芬尼西在纳米比亚给他戴上了项圈，想看看长颈鹿在干旱地区如何生存。如今，芬尼西正在开拓动物追踪技术的其他用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追踪标记是一种治安手段。整个国家只剩下不到40只长颈鹿，因此政府向芬尼西寻求建议。他们与非洲公园网络（African Parks Network，简称APN）合作，给10只长颈鹿戴上项圈，组织社区追踪队伍保护它们免遭盗猎，同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当地投资。在纳米比亚，芬尼西建议政府把长颈鹿从国家公园挪到较小的社区保护地，并用追踪标记研究它们如何适应新家（见右图）。而在埃塞俄比亚，他帮APN审查了一座规划中的国家公园的边界。他说：“政府知道那片区域有物种需要保护，但只画了个大圈把它们圈起来。”他们的用意很好，可惜长颈鹿并不买账。芬尼西和他的团队成员仅标记了3只长颈鹿，就发现它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指定区域以外。长颈鹿主要在金合欢稀树草原上觅食，但提案中的边界没有涵盖这种植被。GPS轨迹无可辩驳，公园的边界必须挪动。
2015年8月，芬尼西又一次见到了乔巴—*早标记的长颈鹿，那时乔巴还在荒漠上四处奔跑。芬尼西给他戴上项圈时，乔巴至少已经4岁了，所以乔巴现在差不多20岁。“这是人们**次长期了解一只长颈鹿个体，知道他活了几岁，”芬尼西说，“这其实挺可悲的。对于世界上*高的动物，我们却了解得那么少。如果连长颈鹿都尚且如此，那关于其他小动物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
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和全球的科学家们展开讨论，并梳理了期刊和在线数据库，旨在向你呈现陆地、天空和海洋中*前沿的研究。以迈克尔·努南关于獾的博士论文为例，要研究它们在地下的活动，就不能用GPS。作为替代，他尝试了一种能以高精度穿过地面的东西：磁场。他给每只獾戴上项圈，并在洞穴上架设了通电的电线网格。当獾在地下穴室间移动时，项圈就会记录下它们周围磁场强度的变化。通过这项工作，努南发现獾在洞穴里比人们之前认为的活跃得多。尽管他让项圈每隔3秒就记录一次位置，但频率还是不够高，不足以看出穴室间如何以通道相连（见右图）。考虑到60%的陆生哺乳动物都使用洞穴，用努南的方法还可以发现更多关于地下生命的秘密。
关于水下的生命，我们拜访了斯旺西大学的生物信标跟踪领域先驱罗里·威尔逊。20世纪80年代初，他正在读博士，研究非洲企鹅的行为。当他发现所需的传感器并不存在时，便用软木、琴钢丝和注射器自制了一套。这些早期的跟踪标记**次测量了企鹅的游泳速度和觅食时的移动距离。后来，他的模拟传感器升级成了数字传感器，但用如今的标准来看还是很原始。“当时没有存储设备，”威尔逊说道，“所以我们每15秒记录一次企鹅的潜游深度，就已经觉得简直酷毙了。现在我们每秒钟光是深度就要记录40次。”威尔逊还在开发新设备，因为现成的硬件从来就不大跟得上他的野心。目前他正致力于改进他的“鸟嘴传感器（beakometer）”，这个传感器能测量企鹅张嘴的频率和嘴巴张大的程度，从而记录企鹅一天内吃了多少东西。就像许多这一领域的先驱一样，威尔逊*伟大的技术就是他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