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生产依赖土地，农耕民族对土地的价值有着深刻的 认识，形成了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与伦理习尚。游牧生产依靠于水草， 游牧民族为着水草的肥美而终年迁徒，形成了流动性的社会组织和简洁意重的 礼俗。”b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尽管长期存在着中原和周边相对立的思想观念 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互间的接触，但其间以迁徙、互市、和亲为中介的交住 和互补，乃至通过战争而数度完成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的伟业，实际上是游 牧与农耕两种不同社会经济文化的碰撞，也由此成为相互间不断借鉴与融合的 主流。 “中国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间关系的基础是经济上的互补性，这种互 补性关系的形成是由不同文化所分布的自然环境决定的。而不同生态环境下生 计方式的差异又决定着互补关系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c 一方面，北方游牧民 族周期性的南下所带来的北方民族那种充满活力的刚劲气质和欧亚大陆的异域 文明，一次次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并被融化吸收。尽管相 互间一次次的逐鹿中原，必然会给双方，尤其是给中原带来痛苦和灾难，甚至 造成社会的停滞或倒退，但*终，也确实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变异 更新。另一方面，在农耕文化的气氛中，游牧民族反复地内聚和进入中原，自 身反倒是一次次被中原同化，并*终融入其中。如匈奴、突厥、丁零、吐谷浑、 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游牧民族，其建立的北方政权或统一王朝的基 本政治制度和礼乐文化，或多或少都基于中原农耕文化基础之上。尽管这些政 权都保存有许多明显的本民族性，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愿意让步和合作， 以及不遗余力建立起来的一个稳固的”集权体系，以及对宗教信仰的宽松态 度a 上。这也极度地外展了华夏农耕文明的传播界限。 游牧与农耕两个民族间的撞击与争锋，从根本上讲也不同于外族的侵略。 其间的对垒与冲突，往往以迁徙、聚合、和亲为结局。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 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可以追溯到黄帝或黄帝时代。在特殊的历史和 文化背景下，黄帝推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山海经·海外北经》 记载了炎黄两个部落的战争，《山海经·海内经》中还详细叙述了炎帝、黄帝、 舜的世系，这些实际上反映了炎黄两个古族逐渐融合共同构成为华夏族的史实。 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山海经·大荒西经》）， 由此可见，作为凝聚古代华夏和中华民族团结精神纽带的黄帝，其在先民心目中 的崇高地位。秦汉以后，长城地带不仅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对垒的界标， 同时也是二者之间通过战争、迁徙、让步、和亲、互市、合作等中介形式，实 行经济互补和文化互鉴交融的纽带。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汉唐开辟 通西域的“丝绸之路”，都可以说是两种文明间的精妙结晶。 在民族关系上，中国古代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尚书·尧 典》中说，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由此以后，这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也成为 中国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事实上，从公元前三千年开始，一直到公元 十五六世纪止，人类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都是在农耕与游牧这两大世界的对垒 与融合之中过来的。总之，在长达数千年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 文化作为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 源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长期的相互搏击冲撞和交汇融通，不仅铸就了中华 民族经久不衰的内聚伟力，同时也构成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