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系列:使命·旗帜

一大述评：“作始也简” 1921年7月23日晚，夜色笼罩着中国*大的城市上海。在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有13位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当时，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夜晚，但对于中国的历史，它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个在全国仅有50多名成员，却要肩负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政党宣告诞生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也由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专制腐败的统治，中国已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失败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到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大片的领土被占领，大量的财富被掠夺，国家的主权遭到严重践踏。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越来越衰弱的国势，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在苦苦寻找一条救国的路。但是，不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近代农民的革命运动，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都未能改变中国贫穷苦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中国仍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灾难深渊。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 1915年，上海出版的《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的《新青年》杂志，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它的旗手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新文化运动”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 1917年，北方邻国俄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人。 当时的李大钊是个20多岁的热血青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回国后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积极撰稿。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同一年，他又发表《庶民的胜利》，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随后，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对于李大钊*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林伯渠后来赋诗：“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新的革命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当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1919年上半年，**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然而，此前为人们所称颂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帝国主义列强把持下的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正义要求，反而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亲日派官僚。 在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站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前列。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通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因此，一大批先进分子走到工人中间去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因此，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准备。 五四运动后，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短短几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潮流。有人描述说：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步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并投身工人运动。1920年5月，他在上海积极组织工人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 毛泽东也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1918年4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毛泽东，在漫漫黄土高原上，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谈话中的“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指的是1919年末至1920年春，而那“三本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争斗》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几乎同一时期，周恩来也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周恩来被捕入狱，在狱中仍不断地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出狱后，他到法国勤工俭学，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杨匏安、向警予等一大批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随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到1920年1月，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公开呼吁 “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1920年8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毛泽东复信道：“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蔡和森发出呼吁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国内已经开始筹备建党了。他们逐渐认识到，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0年2月，李大钊为帮助陈独秀摆脱北京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亲自护送他出城。他们假扮成下乡讨账的商人，雇了一辆骡车，先到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暂避，再转道天津前往上海。一路驱车一路交谈，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5月，北京、上海先后建立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北大红楼，曾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曾是北京城*有现代气息的建筑。1920年春，它又迎来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多次会晤。维经斯基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受俄共（布）远东局委派来华的。之后，李大钊又把他介绍给陈独秀。陈独秀本有建党的意图，维经斯基的到来，使他喜出望外。他们多次交换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意见。当时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李达回忆说：“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 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当年的法租界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1920年8月，中国**个地方共产党组织——上海党组织就在这里成立。此后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10月，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通报后，立即与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 当年11月7日，上海党组织创办了中国**份共产党正式刊物——《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中国**次发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上海党组织还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尽管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是它**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和主张。 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毛泽东等人创建的。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一个组织。 1920年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堂等在广州，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传播。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动工人组织成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一些地方，青年团组织开始建立。 至此，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全国范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翻开《谢觉哉日记》，1921年6月29日有这样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日记里提到的叔衡，就是何叔衡，润之，就是毛泽东。他们是6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次代表大会通知的。6月29日下午6点，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1921年6月，上海党组织的李达等人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但由于各地代表一直未能到齐，一直延至7月23日晚上代表全部抵达后才正式开幕。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内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