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本根规定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本根规定研究》：　　2.社会型的体制机制创新：“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双向转移要行稳致远，企业创新首先必须发挥主体作用，基于市场化原则行事的企业创新才能推动大中小型企业长期参与到“一带一路”创新转移事业中来。其次，除了基于市场化原则的企业创新以外，我们还需要辅以一些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创新，通过它们搭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间科技组织合作网络平台，积极开展各类学术交流与往来等。*后，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创新主体之间需要进行协同创新，开展重大项目协作研发机制，深化沿线国家之间产学研合作，在此基础上，完善科技创新在沿线国家之间的转移机制。　　然而，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扩散与聚集是以其在我国境内的扩散为前提的，为此，我们在详细分析科技创新在沿线国家的扩散与集聚之前，先要概略地分析科技创新境内扩散的体制机制创新问题。事实上，科技创新以及由其引发的产业创新优化了我国供给侧结构，这既是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倒逼的结果，也是我国基于经济形势的准确预判而采取的主动施策。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我国巨大传统技术能力如何转移？美国一直未能彻底走出金融危机泥潭，频频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可见，我国向东出口拓展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为此，我国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以创新驱动本国经济发展，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驱动的策源地，藉此摆脱先前的世界工厂的角色，建设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在国内扩散科技创新成果的根本之道在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的体制机制：其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夯实基础性研究的经济基础，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激励应用性研究的社会环境。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能够实现政府自觉作用与市场自发作用的有机结合，进而推进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使各类创新要素充分涌流。而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加速形成，这有助于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高效扩散，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也就得以夯实。　　我国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支撑科技创新成果在国内扩散的体制机制协调能够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实现。而科技创新成果在我国内部的扩散，有助于奠定我国成为创新驱动策源地的基础；然而，这种地位的有效实现，却有赖于我国与各伙伴国之间的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着梯度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好契合了这种条件。“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总体落后，并且差异极大：我国东南沿海的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程度也高，然而其科学技术偏重于应用性；中东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比较富裕，然而其产业结构不完整，国民经济依附性较强，其科学技术多通过引进；南亚国家经济主要以靠天吃饭的农业为主，经济较为贫困落后，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科学技术相当落后。中亚草原国家国土广袤，农业发展水平很低，取而代之的是牧业，科技水平同样较落后。独联体国家传统工业基础较好，经济结构也较完整，科学技术水平也有相当的基础。中东欧各国毗邻西欧，其科教文卫事业都较为发达，有相当基础的科学技术人才。　　巨大的国情差异使沿线各国支撑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也差异巨大，为了使策源地的科技创新能够有序地向沿线国家进行梯度转移，沿线各国的科技创新进行协同就尤为必要了，这就需要支撑科技创新成果转移的体制机制创新了。为了推动我国创新驱动策源地的有效实现，我们必须针对东道国的不同情形转移不同内涵的科学技术成果，这就决定了推进不同类型的支撑性的体制机制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