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随笔精选(2021中国年选系列)

平常心，是非感，爱憎情 ——读鲁迅随感 陈漱渝 李何林，鲁迅研究界一位普遍被人尊重的前辈，我的老师兼领导，八十五岁因骶骨癌去世。他临终前写了一份自评，认为自己一生主要有两方面贡献：一是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一批学生；二是当鲁迅受到污蔑诋毁时保卫了鲁迅。 “保卫鲁迅”，我记得是李何林先生的主张，这也贯串了他的整个研究生涯。1929年，他选编了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提及过的《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1936年10月20日，天津《大公报》在鲁迅去世后发表了一则短文，攻击鲁迅“那刻薄尖酸的笔调”“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李何林即在《北平新报》发文予以驳斥，题为《为悼念鲁迅先生——对大公报“短评”记者及其侪辈的愤言》。“侪辈”就是“一伙人”，说明自鲁迅作品问世以来，被歪曲和诋毁就成了一种社会现象。因为鲁迅作品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不可能获得社会上各色人物的普遍认可。“愤言”，表明的是李何林的情感倾向。他对鲁迅死后被人谬托知己的命运是感到“痛愤”的。1975年底，党和国家决定在鲁迅博物馆增设鲁迅研究室，李何林成为**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被赋予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三项就是对国内外“歪曲鲁迅的作品进行批判”。当时李何林已经七十多岁，仍亲自撰写了为鲁迅、冯雪峰辩诬的文章。据我所知，鲁迅研究界的人士并不认同李何林的所有观点，但绝大部分人对他的人格风骨都表示敬重。 李何林去世之后，鲁迅研究界的状况发生了或明或隐的变化。“保卫鲁迅”的口号受到了公开质疑。主要理由是：鲁迅本身是一棵参天大树，无惧批评摇撼。如果鲁迅还需要别人去“保卫”，那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唐代杜甫《戏为六绝句》中写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所有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都能够经受起历史考验，不仅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初唐四杰”。再说，鲁迅跟其他经典作家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弱点、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不能够一有人批评就火冒三丈。鲁迅本人希望有个狙击手能击中他的要害，希望有个大夫能诊断出他的真症候。 今天看来，“保卫鲁迅”这个口号的确显得火药味太浓。批评的一方容易有意无意之间把自己视为“嫡传正宗”，而将所有持不同意见者一律视为“异端邪说”。但是，在多元并存的语境中并不是不需要舆论引导，关键在于能否准确区分正常的学术之争跟造谣诬陷、恶意诋毁的界限。鲁迅是被誉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文化巨人，面对他被恶搞、被曲解、被颠覆的现象，是不应该保持缄默的。鲁迅并不是不能批评，但应该坚持他所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反对“保卫鲁迅”口号的同时，一些学者又提出要以“平常心”对待鲁迅研究领域产生的各种现象。有一次某学会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是“鲁迅研究热点问题”。为了引导与会者深入讨论，畅所欲言，主持人客观列举了当时关于鲁迅的一些不同观点。语犹未尽就有人插话：“看来‘敌情’还是蛮严重的嘛！”会场中顿时爆发了一片笑声，讨论随之也就在“哈哈”之声中结束。 什么叫“平常心”呢？有关学者在当时和事后并没有在发言或文章中系统加以阐释，准确界定，所以也还有讨论的空间。据我所知，“平常心”这个概念原来是佛教用语，要求教徒在一切环境、一切行为当中都不起“分别执着”：不生憎爱，亦无取舍，安闲恬静，虚融淡泊。当然，不同人援引“平常心”这个概念时也可能有自己的理解与申发。鲁迅研究不能不受政治因素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学术问题，应该允许各抒己见，进行个性化和开放式的研究。所以，应该把鲁迅研究领域出现不同见解视为一种“常态”，能从容淡定地看待，有宽厚包容的气度。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平常心”，那是有积极意义和合理因素的。但如果把“平常心”理解为是非不分，对一切不良倾向都可以听之任之，那恐怕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比如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系列流言，如鲁迅赞美袁世凯，不反蒋介石，与日本间谍为友，跟萧红关系暧昧，个人生活铺张奢侈，等等。如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既对舆论生态不利，也必然产生不良的社会效应。 在为译文集《思想·山水·人物》所作的“题记”中，鲁迅写道：“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人的也就有限。”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都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缺点和局限性。这一点也适合于鲁迅本人。所以，不存在不允许对历史人物进行学理性分析的问题。不过，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必然有其特定的本质属性，有其不能为他人取代的历史贡献。比如章太炎先生晚年与时代隔绝，粹然成为儒宗，为同时代人诟病，但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虽批评了章太炎先生脱离民众、渐入颓唐，但综观其一生，仍不失为“有学问的革命家”，那些缺点不过是白圭之玷。这就是取其大而略其小的研究方法。刘半农，后期在学界身居要津，“做打油诗，弄烂古文”，跟鲁迅产生了隔膜。但当一群“陷沙鬼”（按：指恶意诬陷他人的人）要将刘半农拖进烂泥潭时，鲁迅即用愤火照出了刘半农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战绩，肯定他当年“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但也有其历史局限。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也遭受政敌攻击。鲁迅挺身而出，肯定“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部是革命”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还创作了《战士与苍蝇》一文，把中山先生誉为战士，把攻击他的人斥为苍蝇：“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究不过是苍蝇。”我不知道鲁迅的上述做法是否就叫作“保卫章太炎”“保卫刘半农”“保卫孙中山”，但是却从中感到，维护杰出人物的正确方面是正当防卫，如果他们被亵渎和玷污时“群体失声”，那倒是一种不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