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笔记

“如一箭之入大海” ——《鲁迅研究笔记》总评 得后将他的两部主要的鲁迅研究著作《鲁迅教我》和《鲁迅与孔子》都献给李何林先生，自然大有深意。这不仅是要对李先生把自己引入鲁迅研究界表示感谢，更是对他的鲁迅研究 表达敬意。得后在《鲁迅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代表—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一文里，将李先生“鲁迅研究的学术遗产”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终身信奉鲁迅思想，把它作为自己革命一生的指南，并希望推己及人，因而力主向青年普及鲁迅，宣讲鲁迅”；其二“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的时尚观点所左右，心怀坚定的鲁迅信仰，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特操”；其三“对于鲁迅作品，运用逐字逐段的‘串讲’的方式，细心地严谨地领会鲁迅的思想”，“证实与证伪”，“开今日‘细读’‘精读’鲁迅的传统”。应该说，李何林先生领军的这一鲁迅研究的“重要方面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是有了新的发展的。得后和王富仁都是重要成员，我自己也愿意忝列其中。当然，我们也并不完全认同李何林先生的观点，如得后所说，“李先生既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也留给了我们时代性的教训”，需要有新的发展。我们要继承、发扬的是*关键的两条：一是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责任；二是坚持鲁迅研究者应有“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的时尚观点所左右”。在我们看来，鲁迅是一位在现当代中国少有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以他的思想为基本信念，是一个自然的选择。鲁迅是五四启蒙传统的*重要的代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研究与传播鲁迅思想正是时代的需要与必然；而鲁迅思想又超越了启蒙主义，在后启蒙时代也依然能够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示。这绝不是将鲁迅“神化”；得后、富仁和我都坚定地认为，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原创性、前瞻性，他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和影响，远远估计与认识不足，一切都还仅仅是开始。何况今天的中国，还远远不是“敞开来谈鲁迅”的时候。得后在回忆深知、真知鲁迅，身为鲁迅的朋友和研究者的杨霁云先生的文章里，特意提到杨先生的一个判断：“改造中国人，改造中国社会，确是鲁迅终身致力的信念。但社会势力坚于原子核，至今收效如何，有目共睹。……到诞辰四百年的时候，倘能稍有成效乎？”“立人，目的在改造人及社会，不 是短时期所能见效……要代代战斗下去”：这都是难得的清醒之言。杨先生还说，“‘文人的铁，就是文章’，但这文章是在‘制艺’，‘策论’以外的。尤须注意，此‘铁’往往与‘镣’、‘牢’相连”，研究与传播鲁迅思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霁云师门外》，收《人海语丝》） 在深知这一切以后，当有人问得后：“如果有来世，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得后回答说：“中国。”“如果有来世，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得后回答说：“研究鲁迅。”得后并不回避他对中国和中国国民性（得后称之为“汉民族的特质”）的悲观与绝望；但他依然相信：“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他一定会愈来愈多的认识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必将走向“立人” 而“立国”之路，“像鲁迅那样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垂死挣扎集??写在前面》）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这背后有着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坚定信念。 从这样长远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这一代的研究，既不难看出其价值—毕竟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同时更显示出其局限性。得后说，“鲁迅是个作家，可我没有艺术感。鲁迅是个思想家，可我没有理论思维。鲁迅是个翻译家，我是外文文盲。鲁迅‘几乎读过十三经’，我不懂文言文。鲁迅是个革命家，我只能逆来顺受”，“我自信我对鲁迅有所领悟，但我自知我不能读得很好，达到满意的程度”。他所说的都是老实话，说出的正是包括我在内的成长于“与人类文明全面决裂”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性弱点。我们根底不厚，先天不足，全靠后天的勤奋，才取得一点有限的成果、“有缺憾的价值”。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得后说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有了觉醒，没有“成为鲁迅深恶痛绝的‘理想奴才’，‘万劫不复的奴才’”（《垂死挣扎集??写在前面》）。于是，就有了得后对自己的总体评价；在我看来，也适用于对包括我在内的这一群人的研究的评价：“成绩是这样单薄、肤浅”，影响也有限，但“也许并不平庸”。（《〈鲁迅教我〉题记》） 钱理群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一日写 六月二十三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