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路去中国

马可·波罗从忽必烈手里接过那件意味深长的礼物时，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那表情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因为那礼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张中国纸币，轻薄如纱，上面横横竖竖，印着他不认识的汉文，四周簇拥着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花纹。这位威尼斯商人无法相信，这张薄纸，居然如一纸宣言，宣示着财富的存在。那无疑是一张有魔法的纸，它把财富归结为一个空洞的数字，又把空洞的数字，变作毋庸置疑的财富。 这是一种一旦出“境”就失效的魔法，只有在中国，这张纸才有魔力，在欧洲，在意大利，在威尼斯——那个商贾云集的港口城市，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一张纸对于财富的许诺。人们只对金子的诺言确信无疑。人们会把他视为骗子。在那里，没有兑换的银行，无法计算外汇牌价，不同货币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神通广大的纸币，在他的故国走投无路。 一张神奇的纸，凝结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和印刷术。但“四大发明”绝非中国人智慧的全部，在它们之上，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四大发明”的意义，并不止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奠定了一个自我衍生系统，每一项基础发明，都如基因一般，为进一步的繁衍预留了可能性，纸币，就是它们*杰出的后裔。纸币的神奇，并非仅在于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在于实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那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金融原理，马可·波罗始终无法理解。他把制造钱币的方法视为一种点金术，只要盖上某种特别的印章，一张平凡的纸就立刻变得与金银一样有价值。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在此汗八里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所言之一种货币也。”这些看似势单力薄的纸页，实际上拥有统驭万物的法力，使财富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又可以在具体的事物上落实。它的重是在人们心上。它用*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权威。 中国行用纸币，由来已久，汉有白鹿皮币，唐有飞钱，宋、金有交子，元代纸币，只是袭用宋、金之制。“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也就是说，钞票的发行，须以实物为根据，纸上的财富，与现实中的财富，形成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元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面值分别为：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面值分别为：二文、三文、五文……身份各异的钞票，组成一个等级森严的虚拟王国，疏而不漏地行使着它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马可·波罗把他对纸币的惊奇写进自己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纸币的描述与《元史》完全吻合：“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枚。” “至元通行宝钞”——纸上的文字，端正精致，至今清晰可认。一张元代钞票，与一张现代钞票几乎没有区别，上面的文字，多以汉文书写，辅以蒙文，除了币值，就是发行单位名称，只是防伪技术不尽如人意，作为补救，把惩罚措施，以较大字号，印在醒目位置——“伪造者处死”。在元朝初年，纸币被定为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金银币的流通被严格禁止。到14世纪，纸币才在伊斯兰诸国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币，也可以被认作蒙元时代中国人独有的国籍证明。 宋朝名为“交会”的纸币，是否可以兑换成元朝纸币“交钞”？至元十二年（1275），一场辩论在大臣们之间进行，主持财政事务的大臣阿合马把争论内容如实禀报了忽必烈。那时的阿合马像他的朝廷一样春风得意，丝毫不会想到他的脑袋将在七年之后的某一个风声空旷的深夜被击成五彩斑斓的肉屑。忽必烈在穿越了反对派姚枢、陈公履等人的唇枪舌剑之后，挖苦他们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间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宋朝的纸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元朝的纸币。我们看到纸币在时间上的接力——它不会像朝代一样过期作废，而是得到了时间的默许，畅行无阻。宋朝“交会”与它代表的朝代寿终正寝，但它的价值还在，它在离开了宋朝的纸面以后又在元朝的纸页间回归，它在超越了政治的敌对之后顽强地存在着，犹如一场戏，主角可以更换，但是有关财富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失。 利玛窦身着中式长袍，他试图把自己掩藏在中式服装里。但每当他照镜子，他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欧式的面孔，会使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所有的梦想，都将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石头击得粉碎。 与那些苦行僧相比，哥伦布的目的更加单纯：寻找黄金。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两百年后，当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得知忽必烈汗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以及日本列岛的“黄金和其他宝物的价值无法估量”时，决定寻找大汗的国土与遍地黄金的“西潘戈岛”（日本）。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他的远航，在整个航程中，他都幻想着汗八里的耀眼金顶会在前方的海面上骤然浮现。 大约1484年，热那亚人哥伦布抵达西班牙。有一天，他在特塞拉岛上的家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恍惚。其中一个名叫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驾船人对哥伦布讲，他们的小船，经常在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之间行驶，贩卖货物，这一次是他们遭遇了强大无比的风暴，被海浪冲卷着，在大西洋上，向西方漂流了二十八九天，根本无法根据太阳和北极星判断方向，懵懂之中，在加纳利群岛西边、大西洋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了岸，在获取一些水和干柴之后，摸索着返航。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偶然的风暴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是被风暴吹到那里的，完全不知路线，所以他们回来的路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从西班牙出海时，船上共有十七人，到达哥伦布家时，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包括驾船人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他们是听说哥伦布是杰出的水手和宇宙志学者，还会画航海图，才去他家落脚的。显然，他们的故事把哥伦布迷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忽然降临，与此同时，一个阴谋也已经在他的内心酝酿成形。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那几位幸存者无一例外地死在哥伦布家里。 哥伦布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出一个事实：向西，的确存在着一条通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航行印证了这一点。对此，相信地圆理论的哥伦布确信不疑。在他看来，沿这条航线去中国或许更近一些。我曾经与精通西班牙语言和历史的张承志先生探讨过这一点：在哥伦布之前，向西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早已存在，大西洋中间散落的岛屿，如同跳板，把航行者一节一节摆渡到新大陆。只是知道这一秘密路线的人凤毛麟角，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便是其一，他在无意中，把秘密透露给哥伦布，也在无意中自寻死路。那个妄想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置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上掉下来的巨大机会，使他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吞没。杀人灭口，哥伦布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谋杀了所有的知情者——一群刚刚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守口如瓶。 这一惊人的秘密，是由古代印加帝国公主伊莎贝尔·钦普·奥克略的儿子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中透露的。这位西语文学的大师，出生于1539年，距离谋杀事件的发生不到六十年，完全有可能通过他地位显赫的长辈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秘密的具体细节：“当时我年岁还小，听时不太注意。如果那时注意地听，现在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令人赞叹的，在这部史书中非常需要的事情来。”［ 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在他一部尚未完成的手稿中，披露了相同的事实：“那位航海人（他的名字我们仍不得而知，只好把如此伟大的事业归功于上帝这位造物主了），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而看到了新世界，后来为了报答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殷勤好客之情，便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消息告诉了他。”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背后，居然隐藏着一场惊天血案。而哥伦布，从谋杀与欺骗中*大限度地获取了利益，成为世界历史中*成功、也*隐秘的剽窃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哥伦布为什么在他的行程开始之前，就胸有成竹地向国王和国后索取高额回报，而且，只用六十八天多一点就到了瓜纳蒂亚尼科岛，“如果不是他从阿隆索·桑切斯的叙述中知道在广阔无垠的大洋中该沿着哪些方向航行，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那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这也决定了他的旅程，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探险，战栗的木船仿佛从欧罗巴海岸的弓弦上弹射出的一支箭，它的杀伤力将在终点得到证明。 草原上弥漫的血腥味渐渐消散了，有关蒙古人的凶猛传说渐渐褪色，而前往中国的冲动，日益变得势不可挡。从蒙古人的铁蹄下劫后余生的西方人，在喘息之后杀了一个回马枪，诞生于地中海的海盗基因使他们终于露出更锋利的犬齿。西方人与东方人下一次相遇的地方，是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个名叫郑成功的中国军人，在那里拭目以待。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在那部电影中，忽必烈在与马可·波罗告别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 “你是真正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也是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