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第四辑)

侦探小说： 因果链、理性英雄与“方法优先”余岱宗 讲故事不一定非用侦探小说模式，但侦探小说是*能体现故事情节集中性、整一性之小说类型。 侦探小说大概可以算是“行动力”*强的小说。 侦探小说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悬念或秘密展开。侦探小说利用悬念这一个点，延伸出一条叙事之线，叙事之线发展到某个阶段，累积的证据以及侦探的诠释，会使“线”的性质发生改变：之前看似没有联系的各个疑点会被逻辑性地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案情有了清晰的脉络。侦探小说叙事之线的两端分别是预设的悬念与真相大白的“发现”。“发现”让之前“线”的每个环节都有意义。“线”的一个又一个环节的累积都是为了让末端的“突转”与“发现”累积饱和的力量和足够的惊异。或者说，侦探小说是以整条“线”成就*终的“发现”。这与从“线”中的任何一个角度和端口不断延伸各类话题的现代小说是完全不同的小说写法。 当然，侦探小说叙事也需要很高的技巧。侦探小说的悬念设计的巧妙，不但在于悬念要有足够的分量，即案件本身要有足够的新奇性和震动性，侦探小说还要设法让悬念“悬置”足够久的时间，并在“悬置”过程中接受各种误判的干扰。 干扰将使案情变得扑朔迷离，一个个看似逼近真相的答案通常是作家所设置的推理误区：假相越具有迷惑性，情节便越有吸引力。 然而，当真相大白的时候，之前所有的迷惑便不再是迷惑，所有的难题便不再是难题。 这就是侦探小说的悖论：复杂性与简单性同时是侦探小说的特征。 不复杂就无法为悬念找到“悬置”的理由，不简单就无法将看似复杂的案情落实到坚实的推理思路上。 所有的细节和情节*终都服务于悬念的解答，所有的人的情感世界都被案件形成的漩涡所吸纳，所有的漫不经心的闲言碎语或看似无意义的举动*终都为唯一的真相所统率。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断言：“侦探小说的主题是去现实的社会，经由持续驱使理性*大限度地绝对化，这个社会由实存性的共同体中形成了。”［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所谓“去现实”并非侦探小说不反映社会经验，而是社会经验被绝对化地纳入理性化的决定事实的因果链条之中。“为小说里侦探的办案过程分派的地位将办案过程变为对以理性自治为基础的哲学体系的审美譬喻，如是这个体系自身显现，警察则以审美方式展示体系，有如体系自现实显现。由于侦探在被理性烙印的世界里将理性人格化，这个世界的诸元素毫无保留地听命于他，以至于他在对这些元素进行串联时没有遇到丝毫抵制。他工作着的这个世界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是有效的，是与他一道被给予的范畴顺从的材料。被专属的名字排空的世界遭遇无关涉的理性，理性是彻底地自我达成，它可以轻松地令首尾缠绕，因为在它看来，首尾之间空无一物。每一桩案件的解决事实上都是对理想体系的审美呈现，这个体系如此封闭，以致‘向着无限的前进’就在其中进行；只是，因为理性所陷入的无含义性，譬喻自然无法满足所有那些指向意义维度的哲学体系的急需，而是只能作为理想体系的类比去设计缺乏意义的内在关联。侦探的行动反照出纯粹在展开的体系，当体系无须进行任何加工就能收获一切，它已经失去了一切。”［德］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黎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8页。侦探当然会在办案中遇见难题，之所以说侦探“没有遇到丝毫抵制”一是指侦探小说*后要通过侦探为难题提供确凿的答案，这是侦探的义务，更是侦探小说的成规。二是侦探小说要求理性的“彻底地自我达成”，理性对侦探文本具有居高临下的*终的辖制。侦探小说的案情无论如何扑朔迷离，罪犯的作案手段无论如何离奇甚至恐惧，侦探的能力或者说侦探的“神性”恰恰是要将这些可能令人疑惑和恐慌的帷幕掀开，让归纳的迅捷与演绎的光芒解开疑惑，驱散恐惧。绝大多数的侦探小说是不会将案情悬而未决作为文本的特色的，读者阅读侦探小说不是为了享受多重解答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比如日本影片《第三度嫌疑人》存留那么令人疑惑的灰色地带，犯罪真相反而被重重疑云所笼罩。这样的影片不属于传统的侦探叙事，而是以犯罪片的叙事框架质疑真相的透明性与终极性。不过，传统的侦探文本叙事更重要的功能却是围绕着悖论性探讨荒谬感或不可知性。作为类型小说的侦探文本，真相被遮掩的慌张感和无助感与破案之后的安定性和抚慰性是多数侦探小说文本成规化的内在情感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够成立，不仅仅依赖于侦探的缜密分析的能力，更在这种类型小说既有特性让读者先期确信侦探哪怕会被暂时欺骗，但只要给侦探一定的思索时间，他就会串联之前被误导的细节，并对犯罪的总体设计了然于心。这种对侦探角色的笃信便是对其“人格化的理性”的一种预期，一种理性崇拜的阅读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