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木桩不必适应方洞口:给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人

　　**章 绿野仙踪 正常是一种宣示的状态（正常往往是一种宣言）。 --阿龙德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 《极乐之邦》（The Ministry of Utmost Happiness） 当然，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上没有“正常的孩子”这件事，就是一种进步：他们是孩子，所拥有的能力和面对的障碍各不相同，需要个性化的关心。 --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 《正义的边界》（Frontiers of Justice） 孩子们，你们每个人都曾在不同的时刻，用不同的方式，问过我同一个问题，我想，原因也一定不一样。虽然我一直很害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们会问我。 我的大儿子，我清楚地记得那晚你问我这个问题时的情形。当然，因为你是长子。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对于你小时候那些时光（好吧，你成长的全过程）的记忆比对你弟弟们的要清楚得多。这就是作为长子要付出的“代价”之一。你儿时的样子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就像电影里的画面一样。问我问题的那个晚上，你刚刚度过了五个年头再加三个季节。如果有人问起你的年龄，你从来不肯忘记让我要加上九个月，否则，你会横穿操场或者停车场，甚至是越过餐桌，然后纠正你的年龄，让我“四舍五入”。 睡觉时间到了，我给你读《绿野仙踪》（The Scalawagons of Oz）的故事，这是一本从书店里买来的相当晦涩的书。虽然我是个成年人，但有些词却读得磕磕绊绊，你问我为什么会这样。那一夜，我**次告诉你，我有阅读障碍和学习困难的经历。你的回应只有一个问题：“你是正常的吗，爸爸？” 我的二儿子，你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但是方式不一样，时间也不同--但具体何时，坦白说，我不记得了。作为次子，你的许多个“**次”对我而言，不像你哥哥的那样是线性发展的，具体的细节在我的记忆里有些模糊了。当然，这和抚养两个孩子导致我的睡眠不足也有关系。 你还是会早起，一页一页地阅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体育版块；为了找乐子，解决高等数学难题。这些癖好是从你妈妈那里“继承”的。但是我确实记得有一天早上，在收看体育频道关于人们就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排名大吵大嚷的播报时，你停下来，只问了一句话：“爸爸，什么样才算正常？” 接下来，当然是我的小儿子。你真幸运，我还能记得你的名字（我确实记得，尽管有时候我会叫成你哥哥的名字）或者你的生日（虽然我不记得，但你的妈妈记得，所以不用担心）。你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天能抽一包烟，满脑子有着奇怪想法的70岁老头的声音。我确实记得你说过的那些“疯话”，比如“如果你没有屁股，就无法入座”，还有*经典的“鸡跑得很快……在自行车比赛中除外”。 你问我关于“正常”的问题时的情形，我也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咱家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晚餐。当时我们坐在吧台附近，以便看清楚体育比赛。这时你指向三幅带有“暗示性”的--好吧，是特别不合时宜的--女斗牛士的画像。（我们都知道在斗牛赛中赤身裸体才是正常的！）它们就挂在咱们座位上方。你在胸膛前比画了几下，如果你不是个6岁大的可爱男孩，那我们估计都会被赶出去。“大咪咪！”你大喊道，这时吧台有一半的人都转过头来盯着我们看。“这些是正常的吗？”你问道，在我要给你戴“嘴套”的时候，你又补了一句，“为什么妈妈的看起来不是这样？” 什么是正常？我正常吗？你呢？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正常吗？ 你们每个人问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真的希望我们能避开这些话题，但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不是吗？因为谁不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或者多个时刻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呢？我曾经是这样，而且一直是这样。此时我回答不了你的问题，虽然很想立刻给你答复。 尽管我和你一样还没有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但是我可没有那么天真。我知道正常总会降临在你身上的。它会塑造你的性格--或许它已经塑造了你。我们都反对正常，是因为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你很快就会发现，我读了太多他写的话）曾写道：“正常的‘法官’无处不在。”他没有止步于此，又补充道：“我们身处的社会充满教师‘法官’、医生‘法官’、教育者‘法官’、社会工作者‘法官’，正是基于这些人，规范的统治才得以确立；每一个个体，不论身在何处，都受制于规范，包括他的身体、姿态、行为、才能和成就。”他基本上是在说，我们都生活在被这些“法官”规定的“法律”所统治的土地上，没有人可以逃离。 全社会一直都在和常态做斗争，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所写，我们使各种各样的文化“问题”成为每一种文化的核心，比如文化差异、反常现象、异常现象。正常和它的对立面--不正常，是“人类身份的基本问题”。我们被各种机构、制度和文化习俗所包围，而它们都在迫使我们变得正常。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这种秉持正常“法律体系”的严格“法官”的监督下生活与建立自我。 我希望你们做好准备，愿你们能够明白如何生活、如何成长。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你我，所有人都可能会因为思想、外貌、所爱之人、所学之物、感受、行为或者信仰被判定为不正常。愿你们能明白正常是一个要经历挣扎、对抗的“问题”，*后这个观念甚至会被拒斥和替换。如果正常的评判伤害了你们，就像我和其他许多人曾经历的那样，愿你们能明白如何缝合自己的伤口，继续为获得一个不被这些“法官”所统治的世界而战斗。当正常向你们袭来时，希望你们能说出我当时想说却无法说出口的话：不正常又怎样。 我陷入“正常”这个困境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困境源自家庭。我敢打赌，那些表现得很正常的家庭，只被要强光一照，就总能找到几个“怪胎”，我家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家人明白且承认了这一点。我们甚至把自己的家庭称作“怪胎家庭”--另一种肯尼迪家庭。 我1977年出生在旧金山。这座城市不是今天的旧金山--一个充斥着摩天大厦的技术乌托邦，而是一座正在衰落的港口城市：它*后的辉煌已经过去，只剩一片破败。那时的加州也不是我现在居住的加州，当时的人口只有现在的一半。当地充斥着从各地来的逃亡者--嬉皮士、滑旱冰的、玩冲浪的、做电影的，以及石油工人，还有一些被赶到西部的其他人。那时候，这个州还做过一个激进实验，实验由当时被我们称为“月光”的州长来主持。 我的家人也是逃亡者。我的祖辈都是爱尔兰移民。我妈妈的父母在还是孩子时，就从爱尔兰科克郡搬到了纽约，迎接他们的是标语--我们不要爱尔兰人。他们沿着这些标语，一路走到了蒙大拿的巴特镇，爱尔兰人在这里采铜矿。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里是除爱尔兰之外*大的爱尔兰人聚集地。 我的外婆在一家地位显赫的犹太家庭做女佣。她爱这家人，这家人也鼓励她要尽早离开蒙大拿。遇见我外公后，她就立刻离开了。 我爷爷奶奶也看见了同样的“反爱尔兰人”的标语，但是他们选择留在纽约。在这个城市，爱尔兰人通过成为警察、消防员和政治家，得到了爱尔兰中产阶级“三位一体”的社会地位。我不太了解这些人，因为我的父亲对他们绝口不提，我*后一次看见奶奶是在我10岁的时候。虽然我不太确定，但那次好像是我父亲*后一次和她说话。长期以来，父亲一直在逃离人们的生活，背后的原因我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但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后面我会讲到。 我母亲出生在旧金山，但说实话，她没有告诉我太多有关她童年的故事。有关外婆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我只是知道她给有钱人家打扫房子，直到外公成为药剂师。外公在我母亲10岁时死于心脏病。外婆是一位刚强的女性，有吃午饭时喝酒的习惯，外公去世以后，她连吃早餐时也开始喝酒了。母亲曾经想成为一名修女，但教堂的人不允许她进入女修道院，因为她总是蔑视常规，对此她又伤心又愤怒，曾经这样，现在也这样。领会了这一点后，她决定成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于是加入了黑豹党，虽然这个党派总部的位置不是很远，穿过奥克兰桥就到了，但是对她而言，那里却是另一个世界。根据我们家的传闻，我妈妈甚至曾经帮助过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越狱。 我妈妈在她17岁的时候生下了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比利（Billy）；在她十八岁半时生下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米歇尔（Michelle）；在她20岁的时候，又生下了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基莉（Keely）；后来又隔了很久，在她30岁的时候有了我。我们几个孩子就是一群捣蛋鬼，当时我的哥哥比利还是个孩子，看起来就像刚从爱尔兰警匪片里走出来的演员一样；我的姐姐米歇尔有一头金色长发，安静而优雅；而我的另一个姐姐基莉在家里却以“静坐示威”而臭名昭著，她会坐在那里哪儿也不去，以此抗议自己童年时期感受到的不平等。 我的母亲独自养育我的三个异姓兄妹，住在一间由码头工人联盟经营的被称为“广场”的乌托邦式合建房中。据她回忆，那里简直就像城市中的天堂，那个时候旧金山还不是富人区，而是一个充满了激进政治和进步思想的地方。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爱与和平，更多的是关于“人”的抗争。“广场”的居民为废除学校种族隔离制度而斗争，接管了当地小学，推行进步项目。人与人之间相互照应，分享彼此的生活。但在我哥哥和姐姐的记忆中，故事却与此不同。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经常被单独丢下，“广场”是一个没带给孩子多少童年时光的地方。随着年龄渐长，我了解到，两边的故事都是真的，而且通常都是真的。 我的父亲从纽约的塔里敦逃了出来，之后来到西部。他离开那里的时候，仿佛整个人被撕碎了，仅靠高智商、高学历，以及对提倡社会公平的政治信仰拼凑起人生。我的爷爷在父亲很小时就去世了，没有人告诉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的奶奶冷酷刚强，所以基本上是父亲的继父抚养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