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的曹禺话剧研究

　　其他的复杂因素来自瞎子焦母的介入。①当她听到仇虎的名字并采取措施以避免灾难发生时，她对仇虎的意图变得警觉了。焦母乞求花金子不要告诉她的丈夫她真正爱的人是谁，因为焦大星如果知道真相之后肯定会为了尊严去找仇虎拼命，但是她知道焦大星根本不是仇虎的对手。她甚至允许花金子与仇虎悄悄地私奔，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金钱资助。当花金子对她的建议表示怀疑并恶语相加时，焦母还是强自控制住了情绪，事件看起来好像是真正地和解了。在焦母和仇虎的谈话中，她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可以看出她变得极度绝望。焦母从仇虎的自身利益出发，警告他如果要杀人就会变得很危险，因为仇虎是仇家唯一的幸存者，如果他死了，仇家就会彻底消失。另外，如果仇虎宽恕了她的后代，她愿意尽其所有让仇虎满意，甚至是她的生命。她在劝说失败之后，首先想用铁杖杀了仇虎，然后威胁仇虎要报告警察。这一场景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的内心冲突*为激烈。当仇虎坚持要复仇时，扣人心弦的悬念接踵而至。经过与焦母的谈话，仇虎完全意识到了复仇的危险性。同时，正义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以不同的视角交织在了一起，并且相互制约、相互检验。不顾谋杀的危险与模糊不清的伦理道德，仇虎仍然从容地进行他的复仇计划。他用匕首杀死了睡梦中的朋友，而花金子就站在门外。仇虎立刻感到了良心的谴责，他看着自己的手说，血痕再也洗不掉了。虽然仇虎的复仇意义已经超越了《麦克白》中的仇杀，但是他依旧设计让瞎子焦母击杀了她的孙子。在这双重的谋杀之后，警察到了，仇虎和花金子逃进了森林。至此，正义的主题得到了深化。　　《原野》的*后一幕包含了象征、舞台外的声音以及其他元素。对于话剧的主题而言，这些丰富的思想和重要的元素不容忽视。在话剧*后一幕的五个场景中，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两个不同层次是清晰可见的。现实主义层面关注的是仇虎与花金子的逃跑，他们寻找火车站以及被警察追逐；表现主义层面主要关注仇虎的幻觉，但是花金子没有参与其中，除非看到仇虎的疯狂，才告诉他黑暗的空寂。这两个层面交织在一起，致使戏剧行动以蜿蜒的方式推进，而不是平行且有逻辑地直线发展。②在现实主义层面上，戏剧行动结束于仇虎的死亡。这个*终的反转在谋杀之后立即开始，以前的仇虎是一个复仇者，但是在*后一幕中他变成了被追逐者和被复仇者。焦母是仇虎复仇计划*主要的反对者，她丧失一切之后，跟着仇虎进入了森林，此时警察也跟着进入了森林。但是一个老瞎子不可能直接造成仇虎身体上的伤害。此外，由于迷信的思想，比起清算血债，焦母更关心招魂和她孙子的复活。另外，她扮演了一个复仇女神的功能，当仇虎的内疚趋于平淡时，她使之重新燃烧了起来。①当焦母发现自己误杀了孙子后，抱着孩子的尸体向仇虎发出了诅咒，此时剧情急转而下，复仇也随之也发生了反转，从仇虎的复仇变成了焦母的复仇。在*后两景中，焦母的招魂声、不息的鼓声以及白傻子狗蛋的歌声使仇虎在现实与幻境之间不断游走，*终在精疲力竭之中自杀，至此，戏剧的现实与表现达到了交织。　　在表现主义的层面上，仇虎在痛苦地审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和遭受的不公之后，出现了反转。在第三幕中，仇虎的脑海中出现了五次不同的幻觉。通过五次幻觉，仇虎重新获得了情感的平衡。尽管仇虎不可能是无罪的，但是他的辩护却是可以接受的。从仇虎所遭受的痛苦来看，对他甚至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从一个复仇者变成了被复仇的人。幻觉中出现的他的家庭所遇到的巨变，与他自己所遭受的折磨，似乎他的犯罪是在以牙还牙。第四景中出现的幻觉是法庭上的审判，在不公正的审判之后，仇虎爆发出了充满讽刺与邪恶的笑声。在*后一个幻觉之后，仇虎意识到了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与他们一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中是没有公正可言的。他和像他一样的人，应该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无情地予以反击。当花金子告诉他天快亮了的时候，仇虎的回应表明他在思想上已经度过了生命中*黑暗的时期，他已经克服了罪责给他内心带来的不安。②仇虎*终认为他的行为是正义的。表现主义层面的胜利与现实主义层面的毁灭紧密对应着仇虎身体毁灭的那一刻他精神上的绝对优势，这是典型的西方伟大悲剧的模式。从审判中的错误或者性格上的缺陷来看，仇虎似乎没有从安提戈涅的哈马提亚（喻判断错误或者悲剧性的弱点）中解脱出来。也许他在执行杀死焦大星的计划时不应该那么犹豫，也许在杀了焦大星之后也不应该那么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