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文集:双调夜行船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女性写作”命名的突起。笔者指的是对这样一种现象的“命名”，而非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因为女性作家并非从90年代才开始写作，历史上自从有了文学这门关于语言文字的艺术那天起，女性就已投身其中，为建立这门艺术的规范而效力，并已取得骄人的成绩。只是，一部男权文明史极力将她们排斥于历史之外，轻描淡写，使她们在历史的景框上淡出。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在以往的文学史中，一直被归在其他诸种文学潮流之下予以论述，因而它的特殊部分，它对一部公有的男性文明的别一份性别体验就被压抑在历史地表之下，不得尽情凸显。实际上在各个历史阶段，在各种文学态势中，女性都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刻的思想而走在时代创作的前列，独领一代风骚。仅就20世纪的小说领域而言，从老一代的冰心、丁玲、卢隐、萧红、张爱玲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再到青年的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池莉、蒋子丹、徐小斌、毕淑敏、张欣及至更年轻的迟子建、陈染、林白、海男等不可尽数的女作家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表明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同样具有卓尔不群的力度，并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令男性作家稍逊一筹。只是，没人愿意就她们的性别为“女”而发表看法，她们迫于外在的文化压力以及内在的文化忧惧，或许也以被当成无性别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而引以为荣。 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情形有了微妙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一层的自觉。女作家们对自己的“女性”不再采取回护姿态，无论是在写作观念上，还是更深一层的艺术处理上，较以前都有了显著变化。女作家们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直抒胸臆时更加直白大胆，对商业化社会“游戏规则”的把握也更有穿透力；女性个人与历史对话的姿态更加孤独也更为执着；商业视阈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一些女作家则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以一种执拗的“私语”化方式描绘出来，渐渐形成一股新的女性写作态势。这些，都构成了对90年代女性写作加以专题研究的基点。 女性写作在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已成为一道颇为亮丽的景观。它的深度理论根源承系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而它的高潮进发却是借于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9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整体格局，也给女性写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女性之私与个性化写作，女性躯体对于反抗男权文明的执着与迷失、细语与呼喊，空白之页上一部女性史的开掘，女性对于商业化社会中男权游戏规则的颠覆与反判……这一切都使得90年代的女性写作变得迷乱而纷杂。本书旨在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探讨女性写作的实践意义，并概括和梳理出诸种现象表层之后的背景渊源及女性写作在90年代的基本脉络走向和特点。 一、尴尬与自由 要想给女性主义及女性写作下一个明确和完整的定义极其困难，几乎在每一次有关女性问题的研讨会上都能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无休无止的争讨，*后结果往往是以各说各话而告终。女智者们在面临“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时往往不能够达成共识，这与几十年来女权主义在西方的普遍境遇很有些相似。按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女性主义”是永远不能够下定义的，一旦定义以后，它便失去了意义。不可言说的言说，必然紧跟着歧义、歪曲、误读和误解。要给女性的写作实践“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写作“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然而它总会胜过那种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它正在而且还将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它将只能由潜意识行为的破坏者来构思，由任何权威都无法制伏的边缘人物来构思。”理论的模糊和不可言说一方面给创作带来无法遏制的混乱和犹疑，另一方面，却也正好给创作实践提供了*大程度的自由。有多少个女性，便会有多少种关于女性写作的解说，便会有多少种关于女性作品的实际创作。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