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作家访谈6

拉尔夫·艾里森 ◎唐江／译 拉尔夫·艾里森的**部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荣获一九五三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时，作者在获奖感言中既沮丧又欣慰地指出，他把该奖颁发的对象，称为“(创作)一部重要小说的尝试”。他的欣慰可以理解，如果考虑到艾里森先生对自己的作品何等客观，那他的沮丧同样可以理解。他认为美国小说的状况如此不容乐观，以致获得这一重要奖项的，只能称之为一项“尝试”，而非一项成就。 我们许多人都不会赞同艾里森先生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它那光彩照人、精彩纷呈、时而狂野却始终节制的行文，还有它那凭借形式而呈现出来的关怀和逻辑，足以证实我们的判断，尤其是它的主题：一个南方出身的年轻黑人——沿袭詹姆斯笔下的海厄森斯·鲁滨逊和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雷尔的传统——开始过上了法外之徒的冒险生活。 一九五四年夏天，艾里森先生开始出国旅行和讲学。他的行程在巴黎结束，在那儿的几个星期里，他跟美国侨民群体打成一片，他们熟悉他的作品，也对它们很感兴趣。在他动身离开的前一天，他在第六市政厅咖啡馆跟我们聊起了艺术和小说。 拉尔夫·艾里森对待艺术和小说都很严肃。第六市政厅咖啡馆也有一项严肃的传统，因为朱娜·巴恩斯②令人赞叹的长篇小说《夜森林》也在这里写就。这里还有一项词锋犀利的传统，因为巴恩斯小姐笔下的主人公奥康纳医生，经常用他的雄辩言辞吸引大批听众，所以这里有着肃穆和注重修辞的氛围。艾里森先生说话的时候很少停顿，尽管他将思绪组织成形的压力有时显而易见，但他的遣词造句，他的思想那平静而稳定的流淌和发散，令人心折。听他讲话，就好像坐在大礼堂后面，感到讲师那遥远的目光直盯着你的眼睛。那抑扬顿挫、近乎教授般的语调，透着淡然、自信，还有温暖的幽默底色，令人惊讶。 ——艾尔弗雷德·切斯特、维尔玛·霍华德，一九五五年 拉尔夫·艾里森：我先声明，我这本书①并非自传作品。 《巴黎评论》：你没像小说里的男孩那样被学校开除？ 艾里森：没有。不过我像他一样，换过不少工作。 《巴黎评论》：你为何放弃音乐，开始写作？ 艾里森：我并未放弃音乐，只是通过不断阅读，对写作产生了兴趣。一九三五年，我发现了艾略特的《荒原》，它令我感动和着迷，但我从中分析不出个所以然——那时我的分析能力有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从未读过美国黑人作家写的同样富于激情和感性的作品。后来，我在纽约读到理查德·赖特②的一首诗，正巧第二周，他来到了城里。那时他正在编一本叫《新挑战》的杂志，请我给沃特斯·E．特平③的《这些低地》写篇书评。有了这篇书评打底，赖特建议我尝试写一篇短篇小说，我照办了。我熟悉乘坐货运列车的滋味，试着把它用在了小说里。他挺喜欢那个短篇，接受了它，它走到校样那一步的时候，因为材料太多，被从那期杂志上挤掉了。紧接着，那份杂志失败了。 《巴黎评论》：可你还是继续写作…… 艾里森：挺难的，因为那是一九三七年，时局萧条。我去了俄亥俄州代顿市，跟我兄弟一起打猎，出售野味谋生。夜里，我练习写作，学习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泰因和海明威的作品。尤其是海明威，我读他的作品，学习他的句子结构，怎样构筑故事。我猜，当时不少年轻作家也在这样做，但我第二天进入野地的时候，还会把他写的打猎经验付诸运用。我从十一岁就开始打猎了，但从来没人给我分析过飞鸟该怎么打，正是读了海明威，我才学会了在瞄准飞鸟时留出提前量。当他在纸面上描述一件事的时候，信他就行；哪怕他描述的是棒球或拳击的技艺，也是信他就行。他都亲身经历过。 《巴黎评论》：你有没有受当时的社会现实主义影响？ 艾里森：我那时正在学习，社会现实主义是一门深受推崇的理论，不过我对所谓的无产阶级小说并不在意，哪怕我当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对当时共产党人引为同道的马尔罗深感兴趣。但我发现，每当《人的境遇》中的主人公在自我意识强烈的时刻看待自身处境时，他们的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他们要比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来得思想深刻。当然，比起那个时期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作家，马尔罗更主要的还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也更是一位艺术家。在写《人的境遇》的时候，他是艺术家兼革命家，而不是政治家，这本书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它切合那个时代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它对人的悲剧性斗争抱有深切的关注。那个时期大多数的社会现实主义者，更在意的还是不公，而非悲剧。我从前和现在首先在意的并非不公，而是艺术。 《巴黎评论》：这样说来，你认为你的长篇小说是一部纯文学作品，有别于社会抗议传统中的作品。 艾里森：要注意的是，我并不承认艺术和抗议是对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在具有多重特质之余，是对十九世纪理性主义局限性的抗议；《堂吉诃德》《人的境遇》《俄狄浦斯王》《审判》——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了抗议，甚至是对人类生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