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门牌号

白云楼26号二楼 （1927 年 3 月 29 日— 1927 年 9 月 27 日） 一 1927年3月29日，鲁迅搬出中山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大钟楼，搬进了珠江东堤上的白云楼。 欲访白云楼，先寻白云路。 “白云”是广州市的文化符号，无论白云路、白云楼，还是白云机场，都与广州东北部的南粤名山白云山有关。秦末高士郑安期隐居白云山采药济世，晋人葛洪在此炼丹，唐宋以后，杜审言、韩愈、苏轼等文人登山吟诗，寓情于物，丰富了岭南文化。明清羊城八景中，“白云晚望”居其一。羊城新八景中，“白云松涛”居其一。白云楼所在的白云路建于 1912年，当时路北段东川桥一带称川龙口，是源于白云山的水道，故名。这条路一直是建国前广州*宽的马路，且首次试验性建成中间有绿化带的复式马路，有“模范马路”之称。 现在，当年试验性的复式马路早已成为天下马路的基本样式，白云路上也是绿意森森，一棵棵遒劲的榕树立在路边，盘曲扭结的枝干透着南方式的倔强。道路的尽头，一幢土黄色的旧式洋楼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极其醒目，并且气度不凡，这就是白云楼。 白云楼建于 1924年，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目前的三楼是后来加盖的），圆形立柱有罗马建筑韵味，门窗装饰富巴洛克风格，透露出富丽堂皇的感觉。据说此楼西南和 北面墙壁上原悬挂木刻“白云楼”横匾，后改为水泥，今已不存，只看到西段**道门上方浮雕有“邮局”二字。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白云楼曾为邮电部门职工宿舍。外墙上钉着一白一黑两块石碑，其中显示白云楼鲁迅故居早在 1985年就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鲁迅租赁了白云楼西段**道门二楼的北室，计有1厅 3房，与许寿裳、许广平合居。 白云楼底层是邮局，二楼中间是楼梯，一梯两户，分为北室和南室。北室“一厅三房一厨房一厕所”，共五六间房。南室共十间房，包括一个八角亭。历来将南室定为鲁迅故居，事实上不然。1963年当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张竞先生询问许广平鲁迅故居位置时，她当场手绘了白云楼故居的方位图，确认了北室才是鲁迅故居。 许广平在《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中说：“租了广九车站的白云楼，除了厨房、女工住房、饭厅兼会客厅之外，我们每人有一间房子，但鲁迅先生首先挑选那个比较大而风凉朝南的给许先生住，宁可自己整天在朝西的窗下书写。”鲁迅的《朝花夕拾·后记》文末所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鲁迅给许寿裳让出来的是北室*大的一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 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 据何春才回忆，“白云楼是一所很大的洋房，鲁迅先生只赁了其中二楼的一幢有一厅二房一厨房一厕所的房子。他的书房、寝室兼会客厅的房子是入门的**间，面积相当宽阔，当中的一边，安置着一张板床，对面是一个放满了书的架子，西窗下有一张书桌，此外还有几张藤椅。他的书桌上经常放着一盆青葱可爱的水横枝”。a 何春才此文编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时，有一条注，说“一厅二房”应为“一厅三房”，这也是北室的结构。 何春才回忆： 我常去见他的时候，正是南方特有的闷热的时候。他喜欢在深夜趁着风凉写作，甚至有时写到天亮，白天是起得很迟的，会客的时间大半在下午。这时强烈的阳光从西窗射入，我往往走得满头大汗到了他那里去时，他总是很关怀地说：“把大衣脱下来吧。”我便把中山装解下，穿着没有袖的薄背心，起初很不自然，以后也就习惯了。他也很怕热，经常穿着半袖的底衣，有时将席铺在饭厅的花砖上困觉，这多半当他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 何春才还说，鲁迅自奉薄而待人厚。比方他抽的香烟是彩凤牌之类的次等货，而给朋友或学生抽的却往往是美丽牌之类较好的香烟。另外，平时吃的菜蔬很随便，款待熟人时，肴馔则颇丰厚。 白云楼“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非常适合写作，看得出，鲁迅对此处环境是很满意的。 即便如此清幽，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这样描写白云楼周围的环境：“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在清幽又吵闹的白云楼上，鲁迅开始着手整理《小约翰》译稿。 鲁迅在《小约翰》引言中谈到了与齐宗颐（齐寿山）翻译《小约翰》的过程，*初是在北京中央公园一间红墙的小屋里译成草稿，然后鲁迅把草稿带到厦门大学，又带到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没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阔，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白云楼外是什么风景呢？鲁迅写道： 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蜑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沈［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像整理这译稿的时候了。于是以五月二日开手，稍加修正，并且誊清，月底才完，费时又一个月。 （《小约翰》引言） 白云楼西窗下，不仅天气炎热，还常有暗探盯梢，有人甚至冒充访问者闯入居室，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和战斗的。 鲁迅由于常常晒在白云楼西窗下，浑身长满了痱子，他为此还在致友人的信中如此调侃：“我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罢工，令我无船可坐；此地又渐热，在西屋中九蒸九晒，炼得遍身痱子。继而思之，到上海恐亦须挤在小屋中，不会更好，所以也就心平气和，‘听其自然’，生痱子就生痱子，长疙瘩就长疙瘩，无可无不可也。”（书信 270817致章廷谦） 北伐节节取胜的时期， 4月 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了广州民众上街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于是写下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提醒人们防止革命精神“浮滑， 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仅仅两天后，鲁迅的预言就应验了，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紧接着，广州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国民党在广州开始“清党”，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这一天，鲁迅顶着狂风暴雨，从白云楼赶回中大，以教务主任的名义召集各系主任开会，设法营救被捕学生。但他的主张未能得到中大校务实际主持者朱家骅的支持，会议无果而终，鲁迅愤怒退席。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工职务的布告后，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校方三番五次自上而下进行挽留，其中刊登在《中山大学校报》上的《挽留周树人教授》一文写道：“本校革新伊始，主理教务，正赖鸿猷，何可遽予舍去。承示日内归 里，怅望至殷，切希查照前函早日返校，共策进行云云。”其中不乏恭维意味。当然，鲁迅之于教务工作之重要，似乎也是事实。1927年 5月，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在此只三月， 竟做了一个大傀儡——现在他们还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显示出非走不可、无可商量的决心。 鲁迅去意已决，特别是对中大拟聘请顾颉刚来校任教之事，鲁迅反应比较激烈。鲁迅和顾颉刚在厦门大学时期即已交恶，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后，“不是冤家不聚首”，顾颉刚随后也来到中山大学。鲁迅当然是很不痛快的，宣称“鼻来我走”。 “四一五”事件使鲁迅“既悲且愤，复又感到落寞，这一段时间精神上是很为痛苦的”。但同时，鲁迅也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如致电《循环日报》要求澄清流言，声明他在广州的事实，*后未能如愿；同时，他写信给广州市公安局长报告自己的住址，“表示随时听候逮捕”，虽然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又有些有力者保证他的安全，而他似乎仍不免有些愤懑烦躁。（林贤治《人间鲁迅》） 虽然被鲜血吓得目瞪口呆，但鲁迅还是选择留在广州。他从中山大学辞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广州，他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他既能够自我保护，同时又选择以相对安全的方式针砭现实。比如 7月份的夏期演讲会“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借魏晋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苦闷来对照他自己目前的遭遇和苦闷。正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1927年 5月 1日，无官一身轻的鲁迅在白云楼上，难得地写到了他居住的环境及其时的心境：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这段文字非常精彩，颇富张力，但正如朱崇科先生在论及鲁迅的精神焦虑时所言，其中也藏匿着鲁迅的一种中年心境：在现实与理念之间、绿叶的生机盎然与自己的混天度日编旧稿之间，显出淡淡的不甘与无奈。 纪念馆复原的鲁迅书桌上，就放着一盆著名的水横枝，果然只是将一段树枝浸在清水中便绿意盎然。这种无土栽培法，不知道在北方的气候中是否可以效仿。 资料载，白云楼的陈设是这样的：会客厅在入门处，陈设简朴，椅子是竹制的；鲁迅的房子、窗户正对马路。楼下西侧是走廊，面对东濠涌，螺旋式楼梯，可通二、三楼。但目前白 云楼大门紧闭，木门油漆剥落，拉手锈迹斑斑，看不出有人进出的痕迹。 至此，鲁迅的国内住处的门牌号，我基本寻访到了。从网上看到，广州鲁迅纪念馆原馆长张竞老先生称，介绍白云楼的碑文曾出现过几处错误，修改过后现仍有一处错误。而鲁迅住过的房间现仍为民居，多年以前他们曾向省文化厅打过报告，打算与邮局方面磋商，将白云楼收归文物部门管理，市人大也提过议案，但终因住户安置等棘手问题无法解决。因此，不少慕名而至的远近游客顶多只能在鲁迅先生住所的西窗之下望而却步。 我在白云楼外面徘徊的时候，一位戴着红袖章在附近巡逻的“越秀群众”警惕地走过来。在向我说明了这处故居暂未开放之后，她又用吃力的普通话对我说：你可以给政府写信让早 点开放！ 白云路*东段的街角，还有一个鲁迅主题公园。鲁迅塑像前居然摆着三个空饮料瓶。如此庄重之地，岂容小子撒野！我一边生着气，一边将饮料瓶清理掉了。 二 鲁迅回归创作，是他在广州做出的抉择。从骨子里说，鲁迅更擅长自由创作。 鲁迅此前一直生活在要学术还是要创作的纠结中。早在厦大时期，他就在思考：“兼作两样的，倘不认真，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1927年 7月 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演讲时，他又重提此话题：“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作教授的。” 1927年 7月 17日，鲁迅致信章廷谦，告知其通信地址将发生变化：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之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此后来信，如八月十日前发，可寄“广九车站旁，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以后寄乔峰收转。 广州期间，由于事务繁杂，鲁迅几乎停止了他的小说创作，完成于广州的《眉间尺》其实早在厦门时期就构思和准备好了。鲁迅在广州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属于机动灵活的杂文， 其中不乏对困顿、挫败的书写。鲁迅把在广州所写的一批杂文辑为《而已集》，可以看作他对自己在广州的小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他曾经批评广东文艺氛围淡薄，可读之书甚少，于是他接过孙伏园租过的芳草街 44号创办了北新书屋，而且累计自掏腰包 60元付房租。该书屋于 3月 25日开业，在鲁迅离开前的8月 15日停业，不但没有赚到钱，鲁迅还倒贴上了 80元左右。但该书屋对当时广州的文艺青年而言，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好去处。“青年们像蜜蜂飞进花丛一般，尽情地采撷着珍贵的养分……鲁迅为了让生活在沉闷中的青年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丝毫不计较自己付出的代价。”（李江《鲁迅与中山大学》） 在广州，鲁迅见证了革命策源地到反革命策源地的转换，被淋漓鲜血吓得失语，他也受了“红中夹白”的广州“革命”的欺骗，感受到政治背后的肮脏。他不得不为和许广平的生活寻找更合适的安置空间。此时，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可以为鲁迅的安全提供更好的屏障。上海有租界，并且由于国共的对抗、国际势力的介入，在混乱之中鲁迅反倒相对安全。据曹聚仁分析，鲁迅在上海“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鲁迅完全可以靠稿费和版税体面生存，并且给许广平一个名分。 1927年 9月 3日，即将离开广州的鲁迅致信李小峰，谈及他对广州生活的小结：“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不亦乐乎。我尤其怕 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这已经预示着鲁迅不得不逃离广州。 四年多后的 1932年 4月 24日夜，编完《三闲集》的鲁迅，在该书的序言里回首往事，更加坦率地说到了离开广州的根本原因：“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鲁迅是这样评介广州的：“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 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 蕉上。” 他还说：“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在广州短短的8个多月时间内，鲁迅整理了脍炙人口的《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和《小约翰》等著译，写下《而已集》《三闲集》中的不少名篇，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27年 9月 27日，焦虑的中年人鲁迅携他的爱人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一代文豪与广州的缘分终结了。这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 而是时代风云和个人命运淘洗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