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五论

　　另一方面，兰克对历史也存在普遍主义关怀，并且，这种关怀充满了神正论色彩。从整体上看，兰克的世界史主要局限于欧洲，而欧洲各国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是其进行历史叙述的基本原则，这些叙述也遵从了年代记的模式，但是，兰克并未对过去的各个时代进行贬抑，而是认为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如他自己所言：“从上帝的立场出发，我只能说，人类自身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是按照不为我们所知的、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神秘和伟大的法则而逐步显示出来的。”③　　可见，尽管反对黑格尔，但是，与黑格尔一样，兰克依然认为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此乃一种超越于历史过程之外的高级力量，正是因此，他仅仅承认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而在道德方面，情况并非如此。他坦言：“某一代人在道德方面的真实高度与其他人是一样的，就道德高度来讲不存在更高的潜力。比如说，我们根本就无法超越过去世界的道德高度。不仅无法超越而且在精神领域甚至还常常出现倒退的情况，比如集约的道德规范变成了粗放的道德规范。今天的文学与古典文学相比正是如此。”④　　上述两方面决定了兰克史学的矛盾性，而这也为我们透析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作为一种撰史的标准和观念，历史主义主张要对所有历史时代和历史事物等量齐观，在它这里，事实就是价值，它对历史事物持一种无批判立场。在此意义上，“它取代了过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成为一种奉历史世界为神圣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人类生活本质上是内在于历史中的，它赞美人类思想在历史中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本身具有绝对价值。总之，历史主义成为某种现代人道主义，同时也成了某种历史宗教”①。另一方面，历史主义又不等于历史科学。这是因为，历史主义更多是一种历史观念或历史哲学，而不是兰克意义上那种“史料**”和“如实直书”意义上的客观历史叙事，在此维度，兰克反对对事件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真正的历史研究必然意味着价值中立，与之相反，历史主义其实隐含着某种历史乐观主义，其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趋势的乐观主义判断要强于其对历史环节和历史事实的关注，此乃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关键区别。　　在此，一个关键的追问在于，史学家如何保证自己在史料筛选和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连同历史档案在内的所谓的客观历史本身是否早就包含着某种先期的价值判断？因为无论怎么讲，史料不会说话，是我们让史料说话，而这种历史言说的方式本身一定包含着某种逻辑预设和对史料的结构化处理。正如莫米利亚诺所质疑的那样：“在发现事实并把它们纳入一个框架之中，以便我们理解且评价它们时，如果我们本人就是我们正企图理解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那相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到底处在怎样的地位。”②因此，尽管存在某种根本性区别，但是，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走向合流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原因就在于，史学家本人毕竟不是历史的当事人，既然如此，史学家本人的价值立场与当事人的价值立场如何保持一致？莫米利亚诺因此追问道：“如果历史写作暗示我们根据某种标准选择事实，或者说我们根据某些兴趣发现新的事实，则这些标准和兴趣已经暗示对普遍性与概括的选择，据此我们对事实进行分类与理解。除非我们把事实与一般的类别和价值联系起来，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和评价事实，但除非我们心里已经有了某种我们据以提及事实的价值或者一般类别，否则我们就不能开始选择（或发现）事实。”①　　实际上，从普鲁士历史学派形成开始，兰克史学的客观性就遭到了质疑和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一派的几位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注入了太多的政治性，在当时服务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现实逻辑的促动下，包括梅尼克在内的很多德国历史主义者都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理论奠基者，他们共同强化和巩固了历史研究的国家主义立场。在此意义上，当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历史观念向国家史观和民族史观转向的过程中，历史主义的确达到了某种为现实辩护的目的。于是，源于德国的兰克等人的历史的科学性概念在向英法美等地传播的同时，德国本土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似乎对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淡漠。　　在狄尔泰这里，历史其实意味着一种生命解释学。如他所言：“（历史）学派所具有的特征是由某种纯粹经验的观察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观察方式以同情的方式完全投入到历史过程的种种细节之中，是一种旨在完全根据一个具体事态所具有的发展脉络来确定这种事态之价值的、对于历史的具体普遍性的探讨。……由于缺乏与认识论和心理学的健康的联系，所以，这个学派一直没有获得某种说明的方法。仅仅凭借自身之力，历史性的见解和各种比较研究程序是无法建立某种具有自主性的、由各种精神科学组成的体系或者能够对生命产生某种影响的体系的。”②可见，狄尔泰对兰克史学十分不满，他特别在意生命体验和情感对于历史研究及其理解的重要性，并且，这种体验和情感在共时的意义上具有可通约性，承认并发扬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似乎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