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次提出 在回答“何为正当性”之前，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需要正当性？”这个问题。 公元前416年夏，雅典人发动对米洛斯岛的远征。斯时，雅典的海上霸业已成，雅典同盟的成员遍及基克拉底斯群岛，只有雅典人死敌——拉栖代梦人的后裔米洛斯人和另一个岛屿的居民仍然拒绝臣服雅典。雅典同盟的远征军由38艘舰船、3100名重装步兵、300名弓箭手和20名骑兵射手组成。 在大军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雅典人派遣使者与米洛斯人谈判，于是便有了这段经典的对话： 米洛斯人：“……如果我们证明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拒不向你们投降，那么结果就是战争；反之，如果我们听从你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沦为奴隶。” 雅典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正义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米洛斯人：“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你们强迫我们置正义的原则于不顾，而只是从利益关系着眼……” 据信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次关于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公开辩论。雅典人单刀直入、明白无误地给米洛斯人提供了两个选择：或者屈服于雅典的统治，或者选择毁灭。而米洛斯人也不甘受辱，不但拒绝接受雅典的统治，并且严辞指斥雅典人的逻辑：正义的原则不等于利益计算，武力并不能使权力成为道德上对的。 对话注定不欢而散。米洛斯人*后的答复决绝而悲壮：“雅典人，我们的决定与以前陈述的一样。我们不愿使我们生养安息已达700年之久的城邦立即丧失自由。” 酷暑转瞬即过，凛冬来临之际，强大的雅典同盟终于毫无悬念地将米洛斯从古希腊的版图上彻底抹去。雅典虽然用武力征服了这座岛屿，但米洛斯人提出的问题却并未消失：雅典统治的正当性问题——也即“是什么使得权力或强力成为道德上对的？”——却一直困扰着希腊哲人，并成为此后2000多年政治哲学不断追问的问题。 为什么需要政治正当性？ 在回答“何为正当性”之前，首先需要追问“为什么需要正当性？”这个问题。 就像雅典人并不在乎米洛斯人反驳他们的正义观念，权力似乎也并不天然要求成为道德上对的。事实上，与权力存在内在关联的概念是服从（compliance）。所谓“服从”，按照当代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马丁（Roderick Martin）的观点，就是指“由权力引起的态度和行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依照他人的命令（直接的或间接的）所做出的不考虑自己利益的行动”。马丁认为，围绕着权力这个中心概念存在四个相关的术语，其中服从是权力关系的核心特征，而其他三个概念如强制（coercion）、权威（authority）和影响（influence）则是指权力的三种不同基础，也就是说，服从的产生既可能是因为强迫的结果，也可能是基于权威或者影响。 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从命令-服从的角度入手分析权力和政治现象一直是主流观点，其中尤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影响*为深远。在韦伯看来，“人对于人的支配（herrschaft）”乃是人类命定的存在方式，任何试图摆脱这一局面的理论构想都难逃乌托邦的指责。韦伯这样定义“支配”：“一群人会服从某些特定的（或所有的）命令的可能性。”根据这个定义，“支配或者权威可能会基于非常不同的服从动机：由*单纯的习惯性服从，到*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韦伯认为，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感情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以上这些基础，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正如彼得·拉斯曼（Peter Lassman）所说，韦伯把正当性的问题作为解释支配关系的中心议题，他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即任何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任何形式的支配都需要证成自己以及寻找正当性。而那种靠暴力威胁、监视或者谎言来维持社会稳定的政体不仅会消耗更多的资源，而且必定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