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知道的一位中国画家-崔如琢评传

**章 家庭背景及百年学术思想变迁 **节 从崔如琢的祖父、父亲处探究 当时的社会心理 近代文化转型，带给当代的影响是宗族意识、家庭观念被当作旧文化消除，族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人们的内心境界、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都要重新建立。确切地说，固有社会中密不透风、坚不可摧的亲情、师生、朋友关系被斩断，致使今天我们对家族史的追溯仅凭记忆或口口相传，很少有人能了解其祖父之前的事情。因此，我在写崔如琢的家族背景时，只能从其祖父处写起。 祖父崔得胜 崔如琢先生的祖父名叫崔得胜，生于1860年，属猴，习武，相传是晚清山海关副总兵，享年97岁。 “得胜”二字，读起来简单顺口又好记，但在晚清，却是愤怒、焦虑、迫切的民族情绪。在清朝的八旗军、绿营军打不了仗，逢战必输时，每一位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身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儒学担当，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和民族牺牲自己。我想，崔得胜的父母也属于这样的人，要不怎么会给孩子取名“得胜”呢？ 崔得胜出生的这一年，中国匪患成灾，社会治安主要由家族式的武装组织团练维持，家族长老起着领导、组织作用。他们有资产、有文化、有道德、有威望，对经典感知透彻，忠贞不二，视死如归。在税收、公路、水利建设、教育、慈善、平乱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若没有他们。清朝的命运或许在1860年之前结束。而1860年，西学虽没有完全普及，但也算流行，洋人、传教士、信徒飞扬跋扈，享受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不受中国本地法律约束的非法特权），太平军、捻军、秘密社会等异常活跃，晚清政府疲于应付。《剑桥中国史》中有一句评价当时广西的话：“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 这还不算什么，更为严重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象征国家无上权威、尊贵、繁荣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列强放火烧得支离破碎，清朝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签订时间：1860年10月24日-11月14日），致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人之治外法权在全中国实现了，换一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得胜，难！老百姓多文盲，因衣食问题自顾不暇，对国事漠不关心。社会精英、军事将领焦躁不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救国、救世之良方，拥有的只是一颗忠肝义胆的心。期待有朝一日赴死沙场。1894年甲午海战，诸多将士宁死不降、舍身成仁的事迹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自强”“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三者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是崔得胜童年、中年时期体验过的时代新生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这代人所熟知的大人物。在此大背景下，崔得胜接受的教育尽管传统，但也受到一些西化。 得胜老人早年所读的书是科考规定书目，以儒家论理（包含伦理）为主，为学力求致用（清初朴学、乾嘉学派观点，后愈演愈烈）换言之，就是为了考取功名。他18岁走上仕途，但何时、何地、因何做到了山海关副总兵一职，尚待考证。不过，可以肯定，他是一位早年得志、才华横溢、有抱负有理想之人。过去，知识分子可以捐官，但所捐官位只是虚名，像他这样有实权的职位，只能凭借实干才能得来。晚清，不经过科考而以推荐、务实出来的人才虽然说不上很多，但也不少，康有为、袁世凯就是例子，想必，崔老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做山海关的副总兵须智勇双全，内外处理得当。慈禧垂帘，弱国无外交，西方列强动辄用武力威胁炮轰天津、占领北京。而山海关这支属于汉人统领的绿营军。在装备、战力、军纪、后勤、训练、保障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充当守卫北京门户的重要武装力量，可想而知，其地位十分尴尬。遇到紧急情况，打不能打，不打又不行，因为老佛爷朝令夕改，没有主见，官兵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作为一军二把手，崔副总兵面临的难题不是冲锋陷阵，而是筹备军费。自从有了颐和园，慈禧将所有的军费几乎都用于此，使得每一位将领不得不充当化缘的角色，为了粮饷四处忙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军是一个家长式的组织，“养家糊口”的责任全落在长官身上。 崔副总兵赶上了晚清军事向现代化转变的阶段，请外国教官、走正步、立正、稍息、绑腿、喊口号、挎洋枪、操作大炮等新式军事操练科目被视为“以夷制夷”的*快捷径，而他入伍时擅长的骑马射箭、耍棍弄枪、游泳凿船之古典技能，正在成为过去，只能当作情怀，用在平时和告老还乡后的强身健体上。据崔如琢回忆，其祖父崔得胜晚年还能做踢腿等武术动作。 可是，清军学习西方，心有余力不足，表面而已。请专家、请教官、买装备对于长官来说，困难不少，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好。那个年代，学习西方的过程只是运动式的照搬，缺乏思想指导，不能合而为一，洋为中用只是个口号。况且，由于时代局限，中西文化之碰撞无可避免，对传统的无法割舍，对西化的满心抗拒，造就了自强之“中体西用”（冯桂芬提出）的悲剧。崔得胜晚年还穿中式服装，戴毡帽，穿圆口布鞋，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