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棘闱 宋代科举与社会

中文本序 1994年5月2日英文《中国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考试是学校生活的祸根》的文章，描述了当代中国的教育问题。文章首先指出，控制高校（大学）入学的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之间的差距制造了普通中学师生的冷漠感。其次，高校入学考试的巨大分量导致学生专注于考试准备，而忽略了包括正常功课在内的其他活动。再次，学校教学质量因此降低，使年轻人“智力、体质和精神均得不到充分发展”。文章引用一位教育权威人士的话作结论：“考试取向的学校制度应找出灌输这些价值的途径。” 我们生活在一个考试无处不在的世界上——不仅用于教育，而且用作挑选工作人员和鉴定人们的工作技能。这些问题本不足为奇，因为公平和价值观的问题与竞争选择的制度是形影相随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同宋代的教育问题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中国首创用文学考试选拔官吏和政治精英，其起源可上溯至孔子的教义及汉代的政治。鲜为人知的是科举考试的制度化及其（至少在上层的）广泛运用主要出现在宋朝（960—1279年）。因此中国宋朝可谓历史上**个考试取向的社会，并已遇到《中国日报》文章论述的问题。 本书的英文初版出版于1985年，我在书中试图阐明这个考试取向的社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以前的宋代考试和学校的研究几乎都采用制度史的形式，极少论及这些制度的社会影响。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先师柯睿格（Edward　A.　Kracke），他指出考试推动了社会向上流动。随着深入研究宋代考试，我进一步认识到考试具有连接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意义。其作用涉及皇室的目标、官僚人事安排、社会地位、地方士绅社会的形成、地区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和作用的变化。本书因而企图在不失为制度史的同时，勾勒此等多重作用之互动。 是书开端论述宋朝初期皇帝，对始于大约4个世纪前隋朝的科举制度所作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大量增加录取名额；创设州试和殿试——因此连礼部举行的考试，共有三级；采取具体步骤保证书面考试的匿名和阅卷之*大限度的公正性；以及设置一套州试的定额制度以稳定各州贡生到首都的数量。此等改革成功地将考试变成政治文化的一个中心特点。考生数目急剧增加，考试竞争性随之益趋激烈。政府学校的体系在11世纪出现，改进学校和考试成了此后主张改革的大臣的主要目标。再加上11世纪的另两项改革——建立考试的三年周期及决定“进士”为考试及第者唯一的学衔（以前有不同科目的多种学衔）——为未来近千年的考试定型的这样一种制度遂告形成。 即使考试繁盛、制度发展，宋代初期皇帝的“精英政治”的目标却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人们学会了钻制度的漏洞来增加考试及第并取得官位的机会。除了全然的作弊和行贿，有些迁移到定额较宽的州府。官员的亲属涌入，有可能会因主考官对他们的“偏爱”而造成考试的不公。然而为减少这种不公平而设置的特别考试，却事实上给了官员的亲属竞争的优势。随着皇朝的延续，他们更多地运用世袭的保护特权，所谓“荫”——高级官员可有一个或几个亲属仅通过简易的考试即取得官阶。事实上，11和12世纪的荫补如此广泛，以致经由考试招募的官员的比例降低，虽然考生数目和考试竞争程度急剧增加。 然而，此等不公平并未阻碍一些因考试而引发的社会文化发展。这些包括：**，文人作为一种固有利益的地位集团的出现（至南宋时，即使部分通过考试过程者可在地方社会取得地位）；第二，虽涉足考试和国家事务但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发展于十二三世纪发达的书院的地方士绅阶层的出现；第三，有其独特的规范、象征和经验的考试文化的形成。本书的*后一部分讨论这些现象及其在地方上的表现。 宋朝结束于700多年前，读者很可能会问为何其考试制度值得在今天讨论。我想其理由至少有三。首先，宋朝的考试是延续至1905年才废止的中国封建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阶段。殿试、在京城外举行初试、唯有殿试后才授予唯一的学衔——进士，授予州试及第者以举人学衔，三年考试周期以及贡院的发展——这些明清考试的特征无不滥觞于宋代。以学院而言，州学、县学和书院唐代都有，但是要论组织、课程、财政、校园布局以及政府学校的正式纳入考试制度，明清学校和书院大致可看作宋代的创造。可能*重要的是，封建社会后期突出的士大夫阶层致力追求教育和考试竞争的现象主要是宋代的发展。因此宋代考试和学校史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意义重大。 其次，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并非西方。“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由耶稣会员以及其他晩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传入西方社会，这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 再次，考虑到宋代和《中国日报》文章中描写的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宋代经验的分析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宋朝初期皇帝用考试创造一种“精英政治”的卓著尝试，甚为12世纪的革命家和改革者所效尤，所以颠覆这些尝试的方式对我们都有启示。这并非说过去的教训可以简单地移植到现在，但认识到有些问题并非今日独有，当有助于观察和理解。 *后，谨向使本书得以出版的很多人表示谢意，特别是慨允出版一本“洋鬼子”研究中国科举的著作的图书公司以及为这篇序言费心的宾汉姆顿大学的陈祖言教授。我尤其要感谢杭州大学的杨渭生教授，他不辞劳苦地为此书付出心力，实在十分感激。*后也感谢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研究系的李弘祺教授，他在过去数年中耐心地、仔细地帮忙使这本书得以问世。李教授与我是问学的知交，切磋多年，一定很高兴看到这本书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