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与坐标:劳模精神的思想逻辑

中央苏区局部执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以劳动解放为使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劳动竞赛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建构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发展出共产主义劳动伦理的新观念。劳动竞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建设和地方治理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极大地缓解了苏区经济紧张和军事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还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强化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制度化联系；不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社会主义劳动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劳模运动积累了实践经验，更孕育形成了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劳模精神等一大批伟大精神，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强大动能。 一、新革命与新观念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有别于宗教革命、哲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新革命类型。其*显著特征就是，无产阶级在社会形态变革中充分彰显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者和建构者的主体性力量，在革命的形式和手段上呈现为无产阶级的整体性参与以及集体性行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a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群众的集体行动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碎片性倾向，无产阶级群众革命性力量的建构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必须有一种外在于无产阶级群众的杠杆性力量，将个体的、分散的无产阶级群众聚合为基于共同目标的整体性阶级。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阶级解放和劳动解放，这个杠杆性力量就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部队的共产党。 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全新的革命范式。共产党不仅要扮演阶级力量整合的角色，还要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全方位动员，这是避免革命中断的关键所在。我们将其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杠杆功能。所谓“杠杆功能”，就是共产党运用政治启蒙、利益引导、制度激励、组织动员等方式手段，激活无产阶级群众的革命自觉性和行动主体性，从而实现政党引领群众、群众响应政党的联动效应。从既有的政治实践来看，政党动员的政策工具有多种选项，如政治号召、媒介宣传、典型示范、统一战线等b。这些政策工具都属于政治性工具，政党通过面向群众开展政治性动员来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使自发性群众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高度上重新审视无产阶级陷入劳动异化困局的经济—政治因素，从而为实现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根本性转型提供思想和理论准备。获得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群众必将在革命实践的道路上阔步向前，“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a。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和思想革命。 作为一种关于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以及对人类社会本质规定科学化理解的思想观念和系统学说，共产主义观念的生产机制不仅包含政党动员这一个方面，生产实践及其劳动过程同样是无产阶级观念建构的重要机制。以迈克尔·布若威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劳动实践不仅是产出产品的物理过程，还包含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三个维度的实践性活动b。劳动生产既是一种重塑外部世界的物质力量，也是一种建构“主义”与“理想”的精神力量。在中国革命语境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领导推动的劳动竞赛，不仅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更使党通过“生产锦标赛”这一乡村动员形式，找到了一条建构共产主义劳动伦理、培育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新路径，*终实现，劳模精神的政治建构与共产主义劳动伦理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再生产。这是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立国”的鲜活案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实践经验。 既有研究对党在中央苏区的意识形态建构颇为关注，如劳模运动与劳模精神的孕育，劳动竞赛与劳动意义的诠释，劳动生产体制与劳动伦理建构等。上述研究存在一个隐而不显的问题，即劳模精神作为党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建构而成的**个以劳动生产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符号，它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语境下的“劳而不怨”（《论语》）、“劳我以生”（《庄子》）、“民不劳而上足用”（《墨子》）a等意涵有何根本性差异？劳动竞赛“孕育”以劳模精神为载体的共产主义劳动伦理的内在机制应当如何描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劳模精神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根本理由，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劳动竞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文化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