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锋芒

一个好作家的标准 曾几何时，作家是一个多么神圣的称谓，也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和景仰的职业，代表的是良知和责任，是精神的高度和信仰的担当。但是，现今的很多作家，却丢掉了一个作家理应具有的基本准则，让“作家”这个词语，变得不那么纯粹，甚至有些“嘲讽”的意味在里面。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有二，一是现在“自称”作家的“作家”很多，二是现在有些“作家”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操守，变得寡廉鲜耻。 我们现在往往会遇到一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身边突然会冒出很多“作家”来，而且是“自称”的，他们在作自我介绍的时候，往往会说自己是“作家”，而且说得极度自然而然，丝毫没有犹豫，让我们这些不明就里的听者莫测高深，真以为自己见识浅薄，唯恐自己有眼不识泰山。这些“自称作家”的“作家”数量之多，令人咂舌。或许是作家这个词语身上的光环太盛，让这些人趋之若鹜，觉得所谓的“作家”身份，让自己倍有面儿；也或许是“自称”作家者，觉得自己真正达到了一个作家的标准，“自称”就变得理所当然。 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来源于“作家”标准的降低。以往，作家都是经过严苛的选择的，期刊的选择，读者的选择，社会的选择，缺一不可，而现在，随着社会多元化的进程，尤其是文学多元化的呈现，成为作家所面临的选择标准就降低了不少，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出版自己的著作，而且有的“自称作家”出版的著作还不少，动辄几十本，几百万字，完全可以用“著作等身”来形容，更有不少“自称作家”者，获奖无数，上至各种“国际级”和“国家级”大奖，下至诸多名目繁多的“征文类”和“活动类”奖项，不一而足，这些“著作”和“奖项”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谈起自己的这些“文学成就”来，容光焕发，红光满面，滔滔不绝。他们思路清晰，记得清楚自己的任何一次“获奖”记录，而且在你记错他们的“获奖次数”或者“著作数量”时，会不失时机地“纠正”你的“错误”。 还有另一类“自称作家”，这一类不太好判断，如果放低标准，他们或许也可以称为作家，但如果提高标准，他们离作家又还有不少距离。他们在各类媒体上发表作品的数量也不少，甚至可以说很多，多到全国各地到处开花，你会时不时地在各类报刊或网络上看见他们的名字，在各种文学活动场所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有个问题，你除了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外，完全不知道他们创作了什么作品，呈现出“作家”比“作品”出名的现象。如果你要深究考查他们作品的出处，会发现其中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出现在各类报纸副刊或者各种内刊上，我并不是贬低报纸副刊和内刊，不可否认，有很多报纸副刊和内刊里面的作品，不一定亚于所谓的传统文学刊物，甚至更好，但多数还是赶不上传统文学刊物，而且，副刊和内刊的办刊特点，决定了刊发作品的类型。当然，他们可能会说，“五四”时期的很多经典作品都是发表在各类报纸副刊上的，但是，我们得知道一个事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环境。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来了，单从作品的质量和数量上来说，那些确实能够称得上作家的“作家”，算不算得上一个作家呢？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第二类“作家”，那些丧失了基本操守的作家，算不算作家呢？或许，在某些人眼里，算，但在我眼里，不算，至少不算一个好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 由此，怎样才能算一个好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呢？或者说，一个好作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一个好作家，在有作品的基础上，还必须得有格局和眼光，胸襟和气度，以及操守和责任。 一个好作家，格局一定得大，得有大格局，不能太小家子气。一个作家品格的高度，往往决定了他作品的深度，而一个作家胸襟的广度，更是决定了他作品的厚度，这理应成为一个作家身上所具备的一种品质。 先来说说格局。 就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单就文学创作手法和技巧来看，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中国文学，是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的，现在的文学作品，比“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要“好读”得多，故事曲折，技巧纯熟，而反观“五四”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往往显得很“幼稚”，故事简单，主题单一，翻来覆去都是宣扬反封建思想和自由恋爱，甚至一些名家和大家的作品，也逃不出这个窠臼。夸张一点来说，就算是现在的一个无名小卒所创作的作品，在某些方面也是超过了当时的大家和名家的。但是，我们在阅读作品的时候，感觉却大相径庭，我们会觉得现在的作品“好读”，读起来酣畅淋漓，但是，我们却很少激动，很少在内心深处翻滚起巨大的波澜，读完仅仅就是觉得这个故事不错，稍微深一点的话就是觉得这个作品有深度，反映了某种社会现实，除此以外呢？几乎不会有更为具体和有共鸣的阅读体验了。然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作家作品的时候，虽然会觉得他们的作品在故事和手法上很粗糙，有时读下去都很困难，但是，我们却能明显感觉到作品中那种强烈的责任和喷薄的激情，有一种很强烈的阅读体验在胸中翻滚。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现象呢？ 我认为还是在于作家的格局，当代作家更为注重“自身”，作品反映的多是我怎么样，而现代作家则更为注重“众生”，作品反映的多是大家怎么样，时代怎么样。我们不得不承认，现代作家的作品无论存在多少不足，但是就其参与社会进程、刺激民众感情的功能来说，是发挥到极致的。文学一旦失去现实关注，就很难有真正的大格局。我们现在阅读巴金的《家》《春》《秋》和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哪怕会吐槽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仍然会心存感动，因为，那是一个时代单纯而崇高的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毋庸置疑，当下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广泛关注，难以成为社会的热点，我们以往总是从大众文化和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做出解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文学自身。现在有些文学创作所反映的往往都是少数人生而不是普遍人生，所展现的不是现实而是玄想，不是真实而是装饰。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作家的格局中，不能缺少的还有人类意识。这不单单是所谓的文学反映“人”的问题，而是“人类”问题，亦即是在世界视野下，关注和思考全人类的问题。我隐约记得一个故事，说是一些中国作家去国外的难民营采访，听闻一个小女孩儿的苦难生活，替小女孩儿落泪，他们问小女孩儿*想要什么，出乎所有人意料，那个小女孩儿竟然说，想要和平，想要世界上不再有她们这样的难民存在。这就是人类意识，在苦难境遇下想到的不是单一的个体，也不是某个民族和国家，而是全人类，这是多大的胸襟和格局。 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文学，不缺阶级格局，不缺民族格局，“五四”新文学以后，也不缺“人”的格局，但是许多作家作品，却缺少“人类”的伟大格局。放眼世界文坛，那些伟大的作品，无疑都是拥有“人类”格局的伟大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复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无疑都是超越了“民族”而具有了“全人类”格局的伟大作品。这，值得我们深思。 因此，我认为，一个好作家，绝对不能沉迷于为现实而现实，为批判而批判这个误区，忽略了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共同精神遗产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好的文学作品，是可以沟通天地万物，连接尘世和上苍的，有着全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能够揭示出生命的本质和内涵。 再来说说眼光。 一个好作家理应具有独特的眼光。这种眼光，是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更是普通人所不具备的，这种眼光能洞察一切，能洞穿一切现实的迷雾，看见“现实”背后的东西，达到“洞见”的高度。 著名作家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不能超越世俗甚远，其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同普通人所谓的‘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得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思索时你不能逃脱苦闷，可用不着过分担心，从不听说一个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的是炫目的光明”。 沈从文的这些说法，正体现出一个作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能从人所共见的社会现象中，发现普通人不易发现的东西。 这便是一个作家的眼光。 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他不会去关注作家的个人诉求，更多的是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共鸣，完成一种思想的升华和灵魂的净化。有谁愿意 去听一个作家在那喋喋不休地进行着百无聊赖的自我诉说呢？ 这便对作家的眼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人云亦云，得有自己成熟的思想和对社会独特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好是带有批判的特质。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得具有穿透现实的思想，作家要穿越现实的迷雾，看到这个社会背后的东西，看到同时代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好作品应该有胸襟、有气度、有力量，有虔诚的民间意识，应该接地气，应该关注某些东西，从而让读者读过以后有所收获，当然，我这里的有所收获，并不只是局限于阅读当时稍微感动了一下，作品里面得有一种厚度，一种高度，一种对于生活和生命的体验及思考，一定要让我们在阅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被作品所感染，我们不一定能记住作品的内容，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作品的整体意蕴。 我觉得文学创作应该跳出自己这个局限，不要过于欣赏自己内心的伤感，跳出点对点式的个别沟通，把眼光放大，放长远，放开阔，这样才能写出更大气、更厚重的作品来。 有眼光，才有把握现实的可能，才有创作出好作品的可能。 胸襟和气度非常重要。 一个作家，若没有胸襟和气度，是永远成不了好作家的。格局大，胸襟就宽，气度就大，有胸襟和气度，就装得下天下。一个装得下天下的作家，必定会成为一个好作家。作家气量狭小，所看到的，永远都是个人，永远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文学永远是人学，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以不同的角度来提升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具体一点说，文学就是要“惩恶扬善”，这是人类文明和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真正的文学都是善的文学，或者是使人向善的文学，当然，批判本身也是另外一种“善”。 当然，文学不可缺少的还有那种直面现实人生的正义伦理，风萧水寒的报国壮志，落叶悲秋的感时伤国，有感于人间不平的批判和人间不幸的悲悯，文学一旦失去现实关注，就很难有真正的人文气质。 这一切，都来源于作家的胸襟和气度，一个装不下他人的人，是不可能成就这样的作品的，因此，没有胸襟和气度的作家，注定永远难成大器。 关于胸襟和气度，让我想到了名利。文坛是一个名利场，有些作家在追名逐利，他们为了名利，可以丧失自己的尊严，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格。文学是高贵的，文学也是孤独的，既然选择了文学，就应该守住文学的高贵，守住文学的孤独，孤独者要学会去默默耕耘。 这就涉及一个创作目的的问题：你为什么而创作？为了发表？为了获奖？为了出名？还是为了浇灭胸中那如芒刺在背般的块垒？ 创作，理应是单纯的，而一旦夹杂了功利的目的，是很难创作出好作品的。这是一个好作家*基本的标准，但往往却成了一个很难跨越的障碍，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有时，常识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必要重申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 关于胸襟和气度，我想到了一个说法：同行生嫉妒。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作家”，在别人，尤其是自己熟悉的人取得高于自己的成就时，往往会嗤之以鼻，来表明自己的不满和不屑，这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能成为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自然有其原因。有时，我会不自觉地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他们不仅自己的作品好，而且对于青年，是乐于提拔的，这点，尤为难得。 因此，一个好作家，得有宽广的胸襟和过人的气度。 *后，我想说说操守和责任。 作家，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大特点就是拥有独立的思想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以色列的康菲诺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解释：知识分子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都抱有深切的关心；知识分子阶层自觉的有一种罪恶感，他们认为国家大事以及以上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无论在思想上或是生活上，知识分子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后的逻辑的解答；知识分子深信社会现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变。 作家，理应成为社会的良知，而不应该沦为某种权势的附庸。作家，得有操守，得守住自己的节操和底线，不说敢为人先，但起码得是一个“人”。是“人”，就得有原则，有底线，有尊严，有思想，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独立的人格，不谄媚，不阿谀，不卑微，不屈服，不落井下石，不暗中使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有多少作家做到了这一点？ 一个好作家，也理应是有责任的，对自己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作家的使命，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得“忠实”地记录社会，记录历史。 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进行沉重地反思，反思一个古老而陈旧的话题——究竟什么是历史？ 从小到大，我们眼中的历史，就是一串串呈现于书本上的文字，亘古不变，一代又一代地口耳相授，我们却从未去质疑过其真假。 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随着时间的消逝，历史或许正如长眠的尸骸，早已带着真相长眠于地下了。面对历史和真相，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良知？ 打捞历史？澄清真相？抑或只是在这种亦真亦假的“历史”当中充当一个匆匆过客？ 若干年后，那时的我们也早已变成了“历史”，再由我们的后代来打量我们：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历史，就算是一堆荒草，作家也能从这堆荒草中，找到那么一丁点儿深埋于地的永远无法铲除的根须。 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忘却自己身上的良知和责任，于一个作家来说，创作出一个好作品，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却是保持自己心中的那份对文学、对社会、对读者的良知和责任，这才是一个作家身上*为难能可贵的东西。 现在的一些文学作品往往丢失了一种责任，而更为注重自身体验的描述，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做法，而是觉得我们的文学应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道义。从鲁迅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的作品中，我们总是能真切地感受到其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的那种重塑民族品德和国人人格的精神，足以让我们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具有一种责任，一种剖析社会人生乃至提高国人素质的责任，一种博大的济世的责任，这才是一个作家写作的*为突出的意义，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作家不配叫作家。可能我这话有点儿偏执，但在我看来，文学要担负起这么一种责任，一种具有深远历史使命的责任。 伟大的格局，深刻的眼光，宽阔的胸襟和气度，秉持做人的基本操守和对社会的责任，我认为，这些才是一个好作家的基本标准，远比创作出多少作品更为重要。没有这些，作品再多，又有何益。 希望这个世界能出现更多的好作家，为普通人代言，为良知代言，为真理代言，为文学代言。 2020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