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21)

回忆与怀念 东博忆往（续二） 徐秉琨 （前接《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20）》第8页） 6.工作和生活环境 1950年，东博内的业务科室只有两个：研究室和保管科。研究室设在陈列大楼东侧的一间近乎方形的宽大平房里，室主任杨孟雄和几位研究人员每人一张桌子，室内还是显得很空旷。研究人员除看书研究之外，还可以聊聊天。保管科办公室则在前院西南角一间房子里，后来改名保管部。总务管理人员广永昌的办公室在前大门内西侧，与东面的售票处兼收发室相对，房子较大，里面还有一个套间，他有时就在那里住，我初来馆时，也住在那里。秘书张拙之的办公室则在后大门东侧靠北墙一套一明两暗式的三间平房中的东间，这也是办公室兼单身宿舍。1956年他任馆长，仍住在那里，李文信先生任副馆长，那套房子的西间就成为李先生的办公室。中间的明间则成为馆务会议室。研究室这间大房子几年后被辟为八个小间，东西四四相对，中间还有一条走廊，可见原来房间之大。八间房中，李、朱、胡、杨、阎各占一间为办公室，我和孙守道共占一间（兼独身宿舍），王增新和董彦明共占一间。至研究室迁往后院靠西墙的一排房子，八间小房遂专作宿舍。 东博原来有一些图书资料，是伪满“分馆”和“沈阳博物院”时期遗留下来的，就放在研究室大屋几个书柜内，由阎万章兼管，这些图书资料后来移到后院靠东墙的一间大房子内，该房遂成为图书室，由水良箴管理。经胡文效、朱子方之手，又添置了一些图书。这时国内文化书刊的出版多了起来，还订了一些报纸、杂志。水良箴用王修创制的中小型图书分类法将这些图书资料做了分类。但这时的“图书室”还只是一个书库，除了书架，别无地方，借阅图书只有拿回去看。“文化大革命”后，包恩梨接管了图书室，从古旧书店先后几次采购了大量古籍图书，这大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破四旧”“反封资修”而流散出来的，被古籍书店收集到的。同时，她调整了书库，腾出一间房子开辟了阅览室，做了两张宽大的书案，配了椅子，图书室从此有了阅览室。1978年邓学儒调来任党委书记兼副馆长，在八间小房上面又加盖了一层以作图书室，书库和阅览室都得到了扩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机关单位内有一个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这是党掌握政权后，对全体“国家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全国一致，雷打不动。在东博，这项学习安排在每天早晨上班前一小时，到时候，所有研究人员、说明员都聚集在这间大房子内读书讨论。学习内容先后有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及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著作等。《新青年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基础理论著作都是在那时接触到的。结合时事形势，有时还学一些政策文件、《人民日报》社论。张拙之有时也来参加讨论，起有引导的作用。例如，有人提出问题：农民起义算不算革命？他说，起义不仅是革命，而且是革命的*高形式。这在现在看来，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在1950年，还是令人耳目一新。馆里还举办过一两次学习心得的演讲会。每周六下午的*后两个小时则是“生活检讨会”，大家总结一周的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项学习制度持续了好几年，包括我们在鞍山发掘汉墓群和整理文物时，也和当地干部一起坚持这种学习，讨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等等。后来，这一学习制度渐渐松弛，反右运动后就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要求大家学习，但也只是读读报纸而已。工友不参加政治学习和检讨会，但有一个文化学习安排，即每周有几个晚上要上文化课，那时笔者在馆内住，独身，就让我去讲语文和数学。朱子方先生来馆后，又请他去讲历史课。这相当于一个小的夜校。 除了馆内学习外，文物处、文化部有时还开职工大会，传达和发布一些事情，或作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报告。文物处的会场在沈阳故宫，后来人多了，就改在东北图书馆。从博物馆去沈阳故宫步行需要二三十分钟，很多人喜欢走路去，我也是。那时沈阳的冬天很冷，经常下雪，出了屋子冷风打得脸疼，马路上积雪很厚，扫不过来，都被行人踩实了。开会也可以坐车去，沈阳只有一路有轨电车，从太清宫经大西门到南站，再延长到铁西十四路，车票只要四分钱（东北币四百元），一张票坐到底，不分段。别无公交车。东北文化部如果开大会，部属的几个单位会前就互相“拉歌”，“某某单位来一个”，和解放军一样。这是那时的风气。 当时除了东博之外，别无展览场所，“辽宁展览馆”是后来兴建的。一些政治性的展览都在东博举办，如“抗美援朝时事图片展”“三八妇女节特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二周年展”（两次）等。至时人山人海，满院子都是组织来的观众，热闹非凡。卫生部门也在这里举办过科普性质的“妇婴卫生展”。这都是一些出借场地的展览，其内容设计、制作以及观众的组织，都由有关部门和单位自己安排。而且一般都是只借占一楼展厅，一、二楼之间楼梯上的缓步台有铁门隔断，观众不会上去。没有这些临时性质展览的时候，有时也有中小学生集体来参观，老师带领，等于是上一堂历史课。机关单位和工厂职工有时也来集体参观。集体观众凭介绍信可免门票。个人参观票价五分，后来曾经降为二分。张拙之说：博物馆是国家文化设施，本应该免费开放，但一分钱不收，就会有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到院内来闲坐甚至在休息凳上躺卧，很不雅观，也会有些孩子进院嬉闹，收二分钱，他们就不来了。冬日雪天，天气太冷，有时竟一个观众也没有，室外大雪纷飞，展室内则暖意融融（那时广永昌管总务，暖气烧得较好），坐在陈列室休息处里的长椅上，映着雪光静静地看书，还是很惬意的。 博物馆后院北墙东端的两间小房，当时是食堂。做饭的孙师傅是河北人。当时有两种伙食：中灶和大灶。大灶吃粗粮，高粱米，菜也比较简单，以蔬菜炖菜为主，每月伙食费4元（东北币4万元）。中灶可吃细粮，每天的主副食由入伙人员商定并轮流担任伙食委员，费用每月结算，大家均摊，实际花费每人6至10元。那时薪资都不高，核定工资的标准是“分”数而不是金额。“分”是一种表示物价指数的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价还有些波动。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受影响，使用了这种临时性的、可以根据物价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的计算单位，单位名称各地叫法不同，一些地方称为“小米”，说若干斤“小米”，东北地区称“分”。“分”值表示粮、油、布、主要菜蔬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价格水平，每天核算并公布在当日的报纸上。笔者初来馆时，看管员同志告诉我全馆工资*高的是李文信先生260分，杨孟雄科长250分。1950年，沈阳物价已基本稳定了下来，分值每天都在2角2分左右，260分也不到60元钱，但已是高薪了。 东博当时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收发室，号码是21903。一年后才在研究室又加装了一部，号码22306。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还只有这两部电话，号码也直到“号码升级”后才有变动。馆里也一直没有汽车，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上面才拨来一辆小车，是“蔡少武飞车走壁表演团”淘汰下来的，车身出奇的小，是为“飞车走壁”专门制作的。而司机马师傅则身材高大，坐在驾驶室里腰也直不起，真委屈了他。但有了车，毕竟是一件大事，张拙之郑重地宣布了用车的几条规定：①有病的人送医院可以用车；②接、送站，拉东西可以用车；③有急事出门可以用车。但很快“文化大革命”到来，一切工作瘫痪，后来大家都去了干校，车也不知哪里去了。 7. 馆务会议和广播体操 张拙之初来馆做秘书时还只有三十出头，守着这一堆“古董”和一些“旧知识分子”打交道，心中不怿；加之馆中事务的大权是在文物处，在王修那里，他可有作为的空间有限。因而一直不安心，想要调走。至1952年他被任命为东博副馆长（无馆长）才安下心来，考虑事业的管理和发展。 首先是管理，他建立了馆务会议制度，这是他主要的领导方法，或许是从解放军的“班组会议”借鉴过来的。他请胡文效制定了一个关于馆务会议制度的文件。会议的成员主要为馆领导和各科（部）室主任、高级研究人员。需要讨论大项经费支出时找会计参加，讨论某个具体问题时找有关人员参加。会议内容为通报情况、各科（部）室汇报工作，如某个展览设计正在进行、某项工作正在联系、出现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等。重点是讨论工作如何进展。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室人员提出意见，*后由领导归纳，做出决策，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在馆务会上决定的。研究室等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参谋部。馆务会议在每周一的上午召开，成为制度。平时，张拙之则到各处看看，既是检查工作，也是随便聊聊，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有时也会受到某些启发，有助于酝酿开展一项新的工作。在研究室闲聊的时间*多，一些重大决策实际上已和研究人员先行商量和沟通过。 195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套广播体操。随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的音乐响起，张拙之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全馆人员做这套体操。地点：展楼前的小广场；时间：上班时的早八点。至时广播一放，大家就随着活动起来。张拙之虽然不做操，但基本都在现场。操毕，他有时会讲点话，包括不点名地做一些批评。这等于全馆的一次班前会，既可以看到职工的出勤情况，又通报了一些事情。这大概也是借鉴部队的集会传统，并成为张的领导方法之一。做晨操成了东北博物馆的一道风景和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后来广播体操出了二套、三套，仍照做不误，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切工作停顿，人员也不再正常上班，才不做了。 张拙之在工作上一般能听取不同意见，择善而从，尤其是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都会认真考虑。他在部队一直做政治工作，对政治风向很敏感，对研究人员既用其所长，又在言谈中经常敲敲打打，提醒他们要“夹着尾巴做人”。1957年反右运动中东北博物馆作为一个文化单位而无人被打成右派，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也是由于时任辽宁省文化厅厅长的施展同志执行政策的正确。施展学美术出身，参加革命前就学于杭州美专，师从潘天寿先生。他为义县万佛堂北魏交脚弥勒拍的一幅侧面像堪称摄影作品的杰作。他为人正派，了解博物馆工作，知道几位研究人员不是“反党分子”，由于政治上的实事求是和政策上的宽容，在运动中保护了这些知识分子。 但张拙之个性很强，要别人服从他，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批评人有时用语尖刻，挖苦揶揄，使人反感，因此也结怨很多，致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运动就很激烈，加之一些其他的原因，他失去了信心，又为了保持个人的尊严，*后没有挺过来。 8. 两个研究室 在东北文物处和东北博物馆各设有一个研究室，博物馆研究室的人员已如上述，文物处研究室的人员*先是金景芳、安文溥、黎雄才、阎万章等。两个研究室都是在1949年上半年成立，博物馆方面稍早一点。后来，黎、阎二位调博物馆，黎旋去职。1950年（五一节之后）从四川招聘来的朱子方、杨仁恺被安排到文物处，加入了研究室。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当时已经开始各方面建设，需要人才，有些人就来到东北。 文物处为什么要设研究室？这是因为处长王修对文物处的建设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长远的设想，需要大量的业务人员。从他手拟的一份文物处建构表来看，处内拟设五个科室，除已有的秘书、总务二室外，还拟设“调查室”“设计室”“编纂室”三个业务工作室。处属单位除博图两馆外，还拟设沈阳故宫（已有）、清三陵，以及宁安、辑安、林东等十几处“古迹管理所”或“古物馆”“陈列所”等机构。这是一个雄伟而切实的计划，有很高的前瞻性。要实施这个计划，文物处的业务工作室就需要加强，以便领导。此外，王修本人原是一位国学根柢深厚的文人学者，重视文献整理和研究，他曾在沈阳故宫发现了一批“信牌档”和“屏风档”以及《两仪玄览图》《九边图》两图，他还对蒲松龄的《农桑经》残稿做了考释和校勘，他希望把有关研究开展起来。文物处征集来的一些文物图书在未拨交博图两馆之前，也需要人整理。至于东博的研究室，面对的则是博物馆的一摊子业务：藏品的整理和研究、陈列、考古等具体工作。两个研究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多有不同。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两个研究室各司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