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

贺知章后裔的湖湘开篇 善化贺氏族史是从清雍正六年（1728）掀开的。这一年，44 岁的绍兴师爷贺宏声选授湖南按察使司司狱，携妻子董氏和13岁的儿子士英，风尘仆仆地由浙江来湖南走马上任。他在湘江边小西门码头登岸，沿坡子街入城，杜甫笔下“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的繁华景象映入眼帘，目不暇接。无法确知，这位延续着贺知章血脉的 绍兴师爷是否立即被这座南楚名城深深吸引，从而立志在此地开拓一脉家业，还是想把这座南楚都市作为一个人生驿站， 像其先祖那样“少小离家老大回”，*终还是要叶落归根，安眠于秀美的江南故园？其实，偶然或必然，主观或客观的追问既无确论也十分无聊，反正历史给定的结局是：其子子孙 孙确在此城生息繁衍开来，敬业兴家，勤奋攻读，五代之后，终于崛起为湖湘世家中的显赫望族。此后，湖湘社会的风风雨雨中都若隐若现善化贺氏族人的文化身影，历史风云跌宕也不时要追问到善化贺氏族人的行状心路。 于是，作为史学书写便有了充足的理由。 不能事后诸葛亮地声称，贺宏声进入湖湘是野心勃勃地直奔发家显族的愿景而来，无论个人或家族的显赫，既要有奋斗的坚韧还要有命运的扶持。 贺宏声的命运似乎并不值得显摆。 他进入湖湘 30 年后依然从司狱的岗位上退休，表明其湖湘岁月并非春风得意。其所任职的司狱是一个主管监狱的职官，八品衔，相当于今日的监狱长，不过是科级干部。其家族史的意义仅仅表明，善化贺氏是一个勉强达标的官宦家族。不过这一点也很重要，在那个乡村开始遭受歧视，历史趋势 开始走向城市化的年代，湖湘社会中这样的家族并不普遍，也就决定了贺家子弟潜意识里拥有城里人和官家人的虚荣，社交中那些来自乡间的土豪少爷也会对贺家子弟礼敬三分。 贺宏声是通过科举选拔还是通过捐纳得官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后者，以正统观念看也不值得炫耀甚至还有点惭愧。值得注意的是，他选授司狱应 与他绍兴师爷的出身有关。家乘记载，贺宏声祖籍会稽，即绍兴，这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清代尤盛。贺宏声修习的是刑名之学，授官前应有幕府师爷履历，故而选授了对口的司狱。后来的故事表明，刑名之学可谓善化贺氏的家学，族人中师爷谋士云集，是湖湘世家中独具一格的家族风貌。这种家族风貌的微妙处就在于，贺家后裔在官场和科场以及商场和民间多种社会生存领域都能保持进退自如的姿态。不过在贺宏声幺子，一生为师爷的贺士琛看来 这也是无奈的选择。贺氏家乘坦然地说，贺宏声退休后是因“贫未能归”，遂“占籍善化”。诸此种种均表明，善化贺氏后来的显望多少出乎意料，贺宏声不可能自信其后裔会显要三湘，乃至享有“湖湘士人领袖”的荣耀。总之，他作为善化贺氏之始祖乏善可陈。 要说贺宏声全无显摆的谈资也不对，比如其族脉渊源就值得一说。 贺宏声（1684—1761），字上振，行三。罗汝怀在《皇清故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善化贺公家传》（后简称《贺公家传》）中写道，贺宏声一脉“系出唐秘书监知章，秘监居山阴会稽间，子孙多隶浙之宁波府定海县。康熙二十六 年，分定海为镇海、定海两县，公之先隶籍镇海。自秘监二十五传有讳宏声者，是为公高祖，以雍正六年任湖南按察使司司狱，子孙遂占籍善化”。《善化贺氏族谱》更细致地追溯了其家族源流：“按《吴志·贺齐传》，贺氏本姓庆，汉安帝避本生父，改为贺。盖先儒贺普之裔自沛迁越，由来久矣，世远无征，浙西族谱断自季真公始，讳知章，唐咸亨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生，越州永兴人，官秘书监。天宝初请归，为道士，求周官湖数顷为放生池，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湖，在今山阴会稽间，子孙为浙人，十六世传至元季，讳道明、道亨、道真（德）昆弟三人，分为明、亨、德三支，今繁衍已数千家，籍隶镇海县。真公为德支，十一传至上振公，是为迁居湖南之始祖。” 族谱记载与罗汝怀撰写的《贺公家传》都将善化贺氏族脉追溯到唐代贺知章，再远溯，就是难以确考的传说故事了。 大致有两种源流说，一为炎黄族裔，一为鲜卑族裔，如今大多数贺姓后人都归郡望为会稽。又有两说，一说源于黄帝之姬姓。三国时史学大家谢承在《会稽先贤传》中记载：“贺本庆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吴。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祸，王子庆忌挺身奔卫，妻子迸渡浙水，隐居会稽上。越人哀之，予湖泽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庆氏，名其田曰庆湖。今为镜湖，传伪也，安帝时，避帝本生讳，改贺氏，水亦号贺家湖。”按谢承的说法，我们就会走进一段暗杀四伏的春秋岁月。大约公元前 515 年，吴王僚被堂兄弟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派专诸刺杀。公子光篡位后，又继续追杀吴王僚逃亡的儿子庆忌，因顾忌庆忌有盖世武功，便派要离使苦肉计诈降庆忌，寻机谋刺。后来要离果然得手，庆忌在临死前拔出洞穿胸膛的长矛，却要部下放过了要离，说天下英雄不能同时死两个。此后，庆忌后人就隐匿在吴国仇敌越人的领地会稽。至汉安帝，为避其父刘庆之名讳，庆忌族人改姓贺——因“庆”与“贺”同义。算起来，庆忌该是贺姓之祖。关于会稽贺氏还有一种族源说，即源于炎帝之姜姓。说是齐桓公姜白有位支孙庆封，以父名命氏称为庆氏，史称庆父，其后迁徙至今安徽合肥一带，至汉安帝，有后裔庆纯官拜侍中，为避汉安帝之父刘庆之讳，改名贺纯，再后来，又迁至会稽，繁衍出会稽贺氏。善化贺氏后人都取此说。 总之，会稽贺氏是中华贺氏中*有图腾意义的族脉，公认的始祖是唐代武则天一朝的状元，大诗人、大书家，号称“四明狂客”的贺知章。他和张若虚、张旭、包融并称为“吴中四士”，又和陈子昂、宋之问、李白、孟浩 然、王维等人并称为“仙宗十友”，还和张旭、怀素并称为“唐草三杰”，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品牌级的大师享誉中华文坛千余年，可谓妇孺皆知，世界闻名。北宋时，后裔中又出现了大词人贺铸，更加光耀了会稽贺氏的文学声名。至当代，许多贺姓后人寻根问祖都把贺知章作为始祖，如哲学家贺麟、诗人贺敬之、画家贺友直等追溯祖先时都归结到贺知章。他们是否有确考不得而知，但善化贺氏的族源追溯还是较有根据的。家乘显示，善化贺氏族谱修撰时，曾与浙江贺氏逸老堂宗谱对接，在逸老堂宗谱中还发现了贺宏声迁湘记载，善化贺氏名人后裔贺熙龄还赴祖居地寻根，其兄云贵总督贺长龄还曾为逸老堂宗谱再修撰写了谱序 ： 吾族世居浙省之镇海县。至高祖宏声公以雍正初年宦湖湘，遂家焉。始犹得故乡音问，后遂间隔，至长龄通籍来京，乃又稍稍相闻。顾以职守所羁，未获一展先墓。至嘉庆十九年，熙龄弟成进士，乃得乞假归寻乡梓，盖远违故乡者八十载矣。时适有修谱之举，族之长者乃邮书委长龄为序。 窃惟古者重土著，虽至乱离，民无轻去其乡，迄乎后世，辄多荡析，即余族之在镇海者，亦散居各邑，而其徙他省者，亦必同此惓惓，而余祖宗之惓惓我后人者，其精神亦无地不相流通。即长龄兄弟之忝窃科名，何莫非庇荫之所及也。乃通籍十余载，犹未得拜谒祖墓，其获咎先人者不既多哉？然而宗子之法，祠堂之规，义田、义学之制，族之长者已相与讲明而修举之，则又长龄所深辛而亟欲睹其成者也。是为序。 百年悠悠，善化贺氏与江浙先祖一直藕断丝连，祖居地宗亲对善化贺氏一脉后裔高度认同。不过善化贺氏对先祖的追溯与《贺公家传》小有出入，按罗汝怀的《贺公家传》中言，贺宏声是贺知章的25代裔孙，而家谱中的追溯是27代裔孙，从时间估算，第27代裔孙应该更为确切。 爬梳史料还发现，不仅善化贺氏族人很在意贺知章后裔的族脉身份，与贺氏联姻友善的亲族显贵们似乎更在意贺家的这种族脉身份，文字往来和记载 间总是不忘措辞恭敬地提及秘书监后裔这个名分，可见在传统积淀下来的世道人心里，人们对杰出的先祖总是天然地存有敬畏之心，自然也给善化贺氏加了不少分。然而，先祖的荣耀毕竟只能说明过去，儿孙们的出息还要靠他们自己开拓。雍正六年，贺宏声携妻儿进入湖湘，从此占籍善化（今长沙），历经五代八十余年，终于显望于湖湘。不仅于湖湘，乃至于中国近代史都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其中的玄妙启悟何在？这也构成本书叙事的真正理由。 尽管资料极其稀少，还是要从贺宏声出发。雍正六年（1728），在湖湘社会是个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份。这一年，在湖南湘西土苗民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改革，是有雄才大略的雍正皇帝推行吏治改革的一大举措。将游离于王法之外的边地少数民族纳入官方统治之 下，湘西土司王彭肇槐投靠了官家，在湘西地区设立了官府衙门进行治理，使原来不受官府管制的“生苗”之民也纷纷归化为有户口登记在册之民，随之而来的则是偏远闭塞落后的湘西地区的开化。这也意味着，清王朝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统治，湖湘社会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都有了长足推进气象。贺宏声的湖湘履职是在日益升平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不过，清王朝的统治要说完全高枕无忧也不尽然。也就是雍正六年，湖南发生了旨在颠覆大清江山、震惊朝野的曾静大案。如果说改土归流和贺宏声的生活关联还有些疏远，那么曾静大案则和贺宏声的人生场景十分贴近。资料显示，处理曾静大案正在贺宏声的职权管辖范围之内。 曾静是湖南的一位教书先生，性迂阔，喜谈道学。一次应试科举，他本想找些范文作参考。在考生中流传的范文中，他读到了清初大学者吕留良的时评。文中有“夷夏之防”的反清言论，他顿时兴奋异常，比中举还激动，马上派弟子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求访更多的吕文，此时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子吕毅中便将父亲遗文全数交张熙带回湖南。曾静通读后，更加走火入魔，异想天开，索性派张熙去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称岳钟琪乃岳飞之后， 当秉承先祖之志，起兵颠覆异族执政的大清。岳钟琪当然不会被一位癫狂的湖南书生蛊惑， 便当机立断拿下张熙，还将此事报奏了朝廷。于是拔出萝卜带出了曾静，曾静作为朝廷要犯，在湖南就擒，被关进了大狱，严加审讯。也没费什么威逼周折，缺心眼的曾静便和盘托出来龙去脉，牵连出吕氏后人及弟 子，还有皇弟胤禩及其党羽等一大帮人。原来这个曾静也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叛逆，就是鬼迷心窍想惊天动地而已。 这事果然惊天动地，曾静师徒又被解京由雍正亲审，结果吕留良遭掘坟戮尸，后人、弟子及印刻吕文的书商或遭抄斩，或被流放。令人意外的是，雍正居然宽恕了曾静和其徒张熙。原来审讯中雍正也发现，这个曾静并无头脑也无背景，不过是个精神偏执狂而已，和这样的“疯癫之人”较真反而玷污了自 己身份，便命曾静具结悔过，全国现身说法，宣讲轻信邪说、流言妄议国事之罪，颂扬皇恩浩荡，皇上胸怀如海。雍正甚至还以迷途知返之由，给了曾静一个闲官身份，并诏告天下，后世执政者决不许报复曾静师徒。与此同时，雍正还将启悟曾静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即《大义觉迷录》，并将其刊布天下，宣示自己的宽仁心与合法性，这实在是很高明的政治智慧。但九年后，乾隆执政，还是秋后算账，要了曾静师徒的脑袋，且封存了父皇的《大义觉迷录》。 我们在寻访中听贺家后人转述先人传流下的故事，就有宏声公参与过曾静大案之说。从时间上看，曾静案发拘押大牢正是贺宏声走马上任司狱之时，他至少参与了看押—这是其职责所在，可算其司狱生涯中办的**件大事。 可是家乘中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更吊诡的是，贺宏声在任司狱 30 年，肯定与诸多湖湘大案发生交集，这都是其重要的人生业绩和史料留存，家乘却一概缺失记载。其中缘故大约有二 ：一是贺氏大显在嘉道年间，初修谱在同治乙丑（1865），距贺宏声故世逾百年，家族记忆模糊；二是后世修纂者有意回避那些沾染血腥的故事。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儒学的教化。《春秋穀梁传》云 ：“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孔子亦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于是，贺宏声司狱生涯中*具史学价值的一面便空白了。这也涉及家谱撰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扬善避讳，包括对于族人参与的敏感政治事件落笔也极为小心。例如善化贺氏名宦贺熙龄故世后，族人要编辑其生前诗文出版， 许多涉及朝政人事的私人信札便没有收录。不涉及人事纠纷，不招惹政治麻烦， 这是谱牒纂修的重要原则，所以很多有故事的人物在族谱叙事中都显得干巴巴的，完全不像实际生活中那么丰 满。叙述历史人物除了依据存留的史料，还要根据其他线索分析推测当事者 可能的行迹，史学的视野才能阔大起来，收获也更丰富。家乘中也并非全无贺宏声司狱生涯的记载，只是突出他的菩萨心肠。如族谱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 先高祖讳宏声，字上振，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雍正六年选授湖南按察使司司狱。粮领之于官，多杂糠秕，不可食，上振府君雇人舂熟以食诸囚。而簸舂后升合不敷原领之数，复捐俸置田若干亩，以其租入补之。盖其仁心爱民，不以有罪而忽如此。既以病乞休，侨寓长沙，后遂占籍为善化县人。是为迁居湖南之始祖。先高祖母董孺人，性慈仁好行善事，监犯冬月例给衣袴。所装棉向为缝工克减，或以旧絮搀入。董孺人因每岁先期购棉花亲制，至期按名给发。领银归欵。囚以不寒。 此外，罗汝怀在《贺公家传》中亦云 ：“司狱仁厚惠囚，于衣粮厚于常格，囚感盛， 为位以祀于狱。”还有史料说，由于贺宏声的仁慈，监狱囚犯给他立牌位膜拜，一直延续了几代。这样书写显然失之片面。监狱不是善堂，司狱和囚犯之间定有剑拔弩张的对峙， 家乘中却通通消融，将贺宏声树立为儒学人格楷模，维护着儒学体制的长治久安。这样未免难以令人信服，但族谱就这样记载，我们也无可奈何。话又说回来，贺宏声对囚犯的仁慈，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儒学教化之功或对儒学道统的诠释，更细致地辨析，你会发现法家的职业伦理投影。 从哲学角度看，法家坚信“性恶论”，坚信人是趋利避害的功利动物，坚信权力的震慑性。这是从“道”的层面看待法家。亦有学者认为法家理论是巩固国家统治的权术之学， 非常严酷且充满强权阴谋。我们不想学术化地讨论法家，仅就国家治理的层面看，法家崇尚以法规来治国，其实与儒家有着共同诉求——维护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区别主要是手段差异。儒家对人性的崇高向善充满信心，更迷信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对“礼”的心理认同和用行动遵循来安定天下；法家则强调人的趋利避害本性，迷信用赏罚分明的利弊把控来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主张以严明乃至严酷的法规治理天下。汉代以来，中国统治者的治国谋略中，历来是儒法并举，只是挂着儒学的仁慈大招牌而已。贺宏声修习法家刑名之学又执掌刑法之权，自有职业的操守，那就是要明辨是非因果，权衡利弊得失，谨慎用权，依法办事，决不能随心臆断，任性而为，制造冤狱，伤及无辜。对于服法之人，亦要按规矩对待，不可任性欺凌，否则是要遭天谴报应的。家乘说，贺宏声一生都在潜心研修刑名之学，不敢丝毫懈怠，就是怕作 孽贻害无辜，累及子孙不昌。他对囚徒仁慈，更多应该理解为对职业的敬畏，对法规的遵循，也是为子孙积德，再联想开来，则是一种家风的标榜和建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贺宏声子孙五代显望后，虽有贺长龄、贺熙龄、贺桂龄三兄弟高中进士，入朝为官，学问上也被世人尊为硕儒，贺氏子弟也被人视为儒学传家，其实文化底蕴中，法家思维依然深潜于贺氏子孙的胸襟行状之中，包括贺氏族人中幕僚师爷云集，都要追溯到对始祖贺宏声的文化血脉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