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在堂杂文(全3册)(俞樾全集)

一 俞樾的學術成果集中體現在漢學方面，具有樸學大師的美譽，被一些人尊爲晚清漢學的‘殿軍’。《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和《古書疑義舉例》是其代表作，它們分别仿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經義述聞》《讀書雜志》和《經傳釋詞》。一定意義上俞樾把它們看成高郵王氏著作的續寫，因而‘王氏已及者不復及’（《春在堂尺牘》卷二《上曾滌生爵相》）。章太炎曾將這幾部書與高郵王氏著作進行比較:‘治群經，不如《述聞》諦，諸子乃與《雜志》抗衡。及爲《古書疑義舉例》……視《經傳釋詞》益恢郭矣!’章太炎《俞先生傳》，《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録初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第二一七頁。梁啓超對這些著作評價更高:《群經平議》‘價值僅下《經義述聞》一等’，而《諸子平議》列爲‘*精善之校勘家著作’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二二八、二七二頁。，《古書疑義舉例》更是譽爲‘訓詁學之模範的名著’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五七頁。。 在這三部著作中，《群經平議》和《諸子平議》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校勘方面。楊向奎《曲園學案》認爲‘《群經平議》之長處實在於校，而不在詁’，‘在《諸子平議》中，曲園亦以校勘出碩果’，‘曲園校勘古籍之功，實不可没’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五卷，齊魯書社一九九四年版，第五〇七、五一〇頁。。這一評價對俞樾的學術成就有認識不足之嫌，但對其在校勘方面的學術價值還是充分肯定的。俞樾是一位通儒，將其兩《平議》與其他專門大師的著作相比，精深或有不及。然就其涉獵範圍而言，同時代可以比肩者幾乎没有。即便從所有清儒著作來看，類似著作亦僅有朱彝尊的《經義考》、臧琳的《經義雜記》、高郵王氏的《經義述聞》《讀書雜志》數部。而朱彝尊的《經義考》屬於書目録要性質。 如果説兩《平議》僅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繼長增高的話，《古書疑義舉例》則可謂開創之作。在該書中，俞樾根據前人和自己的研究經驗，運用文字學、音韵學和校勘學知識，總結出了古人遣詞造句的一些規律，歸納出後人因爲誤讀古書而妄加改寫或傳抄過程中發生錯亂、衍誤以致失真的實例。這些‘文法’和‘文例’共八十八條。這項工作前人并非毫無涉及。漢人注經時便已發現了經籍中一些比較特殊的表達方式，如‘參互見義’之例鄭玄已闡發。唐代孔穎達又指出了‘變文協韵’‘兩字同義而重言’等例。清代顧炎武《日知録》、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録》、梁玉繩《瞥記》等也有零星記述。劉淇的《助字辨略》、高郵王氏的《經傳釋詞》是俞樾之前有關古代文法的稍有系統的論著，《經義述聞》中的‘通説’也可以歸入這一類别，但這些著作大多限於語詞的使用方面。《古書疑義舉例》雖然‘小變《經傳釋詞》之例而推衍之’繆荃孫《俞先生行狀》，《清代碑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一九九頁。，然其書突破了尋常的文字訓詁框架，首次將文字訓詁引申到古文文法及修辭學領域，從而對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産生重大影響。在其成書後的六七十年中，該書的影響力持久不衰。除了章太炎、梁啓超外，推崇者大有人在。劉師培指出:‘幼讀德清俞氏書，至《古書疑義舉例》，嘆爲絶作，以爲載籍之中，奥言隱詞，解者紛歧，惟約舉其例，以治群書，庶疑文冰釋，蓋發古今未有之奇也。’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五九頁。馬叙倫指出:‘德清先生《古書疑義舉例》，發蒙百代，梯梁來學，固縣之日月而不刊者也。’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第二四九頁。姚維鋭也説:‘《古書疑義舉例》，援引詳明，條理精密，昭然發千古之矇，老馬識途，所以迢迪來學者，至矣!’俞樾等《古書疑義舉例五種》，第二七五頁。上述三位及楊樹達在推崇的同時，且踵其例，多加續補。胡樸安所作《中國訓詁學史》則詳引該書前五十一例，且謂‘學者讀其書而自求之，必能得古人造句之法’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版，第三二八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著作——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在梁啓超看來，正是‘把王、俞之學融會貫通之後，仿歐人的文法書把語詞詳密分類組織而成的’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三八頁。。 《茶香室經説》是俞樾另一部代表作。對於這部著作，他頗爲自得，在序言中以自謙的方式表達:‘不知今之所説其稍勝於前乎?抑或精神不及曩時，疏舛更甚也?’他又説:‘將來有刻《皇清經解三編》者，安知不又從隗始乎?國朝經術昌明，巨儒輩出，余願以此書爲後來者前馬也。’其内心的自信可謂溢於言表。一八九二年他讓時任廣東學政的得意弟子徐琪‘携數十部於行篋中，考試經古，遇有佳士，以此贈之’，認爲此書對爲學之人‘或可示以塗畛，浚其心源’（《春在堂尺牘》卷六《與徐花農學使》）。後來他乾脆明確説《茶香室經説》‘視舊作《群經平議》轉似較勝’（《春在堂全書録要》），承認‘余説經之書，《平議》*先出，而亦*疏’（《春在堂雜文四編》七《彭麗崧〈易經解注傳義辨正〉序》）。然而，這部著作在當時的反響和後人的評價中，似乎不及《群經平議》。究其原因，一是時代條件發生變化。該書撰成於一八八七年，當時治經之作已多，治經之人已衆，因而從時代背景看，俞樾的這部書并没有特别的價值。其二，《茶香室經説》較之《群經平議》，體例不那麽整飭嚴謹，稍嫌駁雜，有時引他書動輒數百字之多，有類於以筆記説經。就經文的訓釋而言，《茶香室經説》儘管更能體現俞樾的治經風格，但其風格亦是有利有弊。因其治經之長處得到更好發揮，故時有精當之處;然其短處似乎也表現更加充分，特别是過於以疑似之見立説，這從以疑存疑的角度看，雖有其價值，但畢竟不是那麽嚴謹。 除了這些代表作品外，俞樾還有大量的經學、諸子學和文字學方面的作品收録在《弟一樓叢書》《曲園雜纂》《俞樓雜纂》《經課續編》《賓萌集》等著作中。在這些作品中，有些需要特别重視，例如《湖樓筆談》《達齋〈春秋〉論》，這裏較爲集中地體現了俞樾的公羊學思想。再如《〈廣雅·釋詁〉疏證拾遺》，對王念孫《廣雅疏證》中的一些遺漏進行了補充訂正。曾昭旭認爲此一卷書‘其詳核精美，足配石臞矣’曾昭旭《俞曲園學記》，臺灣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版，**四六頁。。《賓萌集》則集中闡發了一些思想，因爲俞樾很少留下篇幅齊整的思想性著作，因而這一文集對於研究俞樾也是彌足珍貴的。 俞樾還留下了大量的雜文和三千多首詩歌。雜文多碑傳序記之類。俞樾自言‘性好徇人之求’（《春在堂雜文序目》），因而其中不乏應酬之作。其弟子章太炎不客氣地認爲老師‘以筆札汎愛人’，故‘其文辭瑕適并見’章太炎《俞先生傳》，《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録初編》，第二一八頁。。不過，俞樾很少有專文闡述自己的思想和學術見解，而喜歡在雜文中借題發揮。因此，這些雜文仍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材料，其價值不應忽視。俞樾所爲詩，‘終不外香山、劍南一派’（《春在堂雜文五編》七《三六橋〈可園詩鈔〉》），且推崇陶淵明。這些詩以寫實爲主，經歷聞見，悲喜哀愁，以及對時代變化的感懷傷痛，都筆之於詩。并且不論是‘自述詩’還是其他詩，多以年編次。因此，要研究俞樾生平，這些詩自是**手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