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敬与喜悦

景观与文学 有人指出，当代文学作品对自然和人文景物的描写日渐稀少和薄弱，这表示当下作家身上的某种能力的退化，或是某种意识的消退。但我认为这一现象所包含的意味颇复杂，且并不一定原因只在作家身上，我的理由是：首先，社会生活的全面的景观化导致人与其环境的关系正在变得日甚一日地疏离、短暂并且虚伪，人从其先前所在的阶级关系、社群关系、历史关系，总之是从一切的固定的关系中被拔了出来，被瞬间抛人到景观社会的某一个偶然的位置上；人被迫地流落在了一条一直通往 “前方”的路上，流落在了现代生活的旋涡里，他只得在无人管顾的自我的晕眩中，在昏昧的意识和潜意识中，独自寻找他的已然离失的家园，他并且知道这是一次永久的离失；而且，这条不可选择的路，这魔鬼的手掌一般不停息的旋涡，这悲伤而又可怜悯(但却无人怜悯)的自我，甚至包括这个自我的潜意识，都有着一种不甚清晰的悖论式的否定性：我本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我却只能在这条路上，我本不愿意一直向前走但我却无法按照自身的意愿向后走，是何种巨大的力量把我那熟悉的、生我养我的大地从我的脚底抽离?为什么到处都是如此令我眩晕的宏大的景观?这里绝对不是我的家但我却只能以此为家。 这就是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缺失之后，在一切乌托邦试图重新建立世界的统一性失效之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过的资产阶级革命给予现代世界的一种动荡的、脆弱的、发展的新的统一性。这种新的统一性以固有事物的破碎和消失为前提，它的建设以摧毁为前提，它的可认知的前提则是它的永不停止的变化，而它的生活世界和道德世界必须在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这条大船上被有限地进行安置，也就是说经济活动这条鳄鱼的脊背将驭着被连根拔起的传统世界，无目的地到处奔跑，并且决定和改变着这个世界的面貌、性质、走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描写的：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此之前马克思还写道：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 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既然是雇佣劳动者，这里就不是他的家，这里的一切就不会是贴心的、体己的、亲切的，而是陌生的、冰冷的、与己无关的，也就是说他之触目所见不过都是一些“景观”而已。所有的人，包括以上所说的受人诟病的文学家们，置身于这些景观之中，“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何况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剧烈的变化的折磨，他们当然也就既无心情也无闲暇去进行什么景物描写了。如果一定要描写环境，那这个环境也就是像鳄鱼的脊背那么狭窄的一条大街，或者是类似的什么东西，总之必须是他行走于其上、刺痛他的双脚的芒刺似的什么东西，而不是像巴尔扎克那样做一个全面的精雕细琢的社会历史的记录员，或者像曹雪芹那样写一个不乏温情的巨细无遗的大观园，因为“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使他无法去记录，更使他无法拥有一个“大观园”。那么如何去写一条刺痛双脚的大街呢?现成的例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所写的彼得堡的涅夫斯基大街(它就是我们常在小说中看到的涅瓦大街，1776年以后它被称作涅夫斯基大街)。这是一条斗争的、不平等的、受苦受难的大街，贵族、将军、官僚、平民和勇敢地冒了出来的“地下人”，都走在这条大街上。“地下人”抱着“超人”般的雄心，想要找机会与将军撞个满怀，以便证明他可以不给将军让路，但他却始终达不到这一目的。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