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女儿

　　一次会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一个寻常的傍晚，我正准备动身前往诊所开始第二轮问诊，电话铃响了。当时我就在电话机旁，于是立刻接了起来。声嘶力竭又难以抑制的哭声从听筒中传来，让我的内心一阵发紧。我愣了好几秒才意识到对方是个男人，却总也想不起他姓甚名谁。带着几分胆怯和小心，我又重新“喂”了一声，哭声愈加响亮。不过利用这一间隙，对方总算试探着唤了一声我的名字，于是我听出了他的声音和语调。虽然他一言未发，但我已猜到他想说的是谁以及发生的事情，甚至开始想象他会说些什么。我不由得暗自生气，为什么人们遇事总会头脑发热，采取这样愚蠢的应对方式呢？我对他十分了解，因此相信自己所料不错：那个女人一定是死了，而且可能就在不久之前。消息或许有些突然，因为从她近几周来的状况看，可以说是毫无预兆，但这种疾病导致的猝死也不是没有前例。我又沉默了一阵，发现对方没什么动静，于是再次低声“喂”了一声。哭声愈加凄厉，几近号叫：“我的儿子，医生……我的儿子拉乌尔……拉乌尔他昨晚……”那边哭得语无伦次，我这里唯有见机行事。我与他儿子素昧平生，我甚至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什么，只能绞尽脑汁回忆孩子的年龄和家中排行，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然而，他接下来的一番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他偷走了我的车……我的……还有一把枪……就这样跑了……没有驾照，什么都没有，还是在大半夜……就朝我父母家去了……”听到这里，我还以为发生了车祸，想到这个家庭遭受的一连串无妄之灾，心里更是泛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没想到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他把车停在路边……在距离巴黎150公里的地方……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我惊得目瞪口呆，如遭雷击。在我的沉默中，他不断重复着*后一句，直至泣不成声。我没有打断他，不然我还能怎样？一两分钟后，他的情绪渐趋缓和，原本哽咽的声音已基本恢复平静，他接着说道：“我妻子……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她不在家里……从昨天起她就住院接受化疗去了……我不知道怎样……不知道怎样……告诉她这个消息……我怕她受不了打击，这事儿会要了她的命的……我自觉无法面对她……所以就想到了您……您能否……您能否跑一趟……告诉她这件事情……您是*适合的人选……您了解她……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是您的职业……我真的不行……”“但是……”我刚想婉拒，他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得更加伤心：“求求您了，医生，就当是为我们……”在他的哭声面前，我无言以对，唯有耐心地与其交谈，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和简单的方式让他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在听闻噩耗的时候浑身战栗，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并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万分难过。我任由自己不停地与他讲话，这会让我感到好受一些，或许他也有同样的感觉。的确，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相互安慰或是试着交谈，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吗？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不再哭了，电话里也没有了抽泣的声音。我开始试着向他解释自己的想法：虽然将噩耗告诉孩子的妈妈让人极其为难，但这件事只能由他一人完成，任何旁人都无法置喙。当然，说服他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尤其我还要让他相信，我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严肃，并不是因为胆怯而推三阻四。我告诉他，这是你的儿子，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儿子，你们给予了他生命，携手将他抚养成人，如今又一起失去了他，因此，噩耗应由两人共同承担，即便恸哭也应彼此相偎。他坚持不肯让步，强调说这个消息会让他的妻子精神崩溃或是惊恐万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事先做足防范措施。为了让他安心，我*后答应去一趟他妻子所在医院的住院处，与那里的护士提前沟通，然后共同制订一个应急预案。我还承诺他一如既往地重视这件事情，但无论如何都不会越俎代庖，等他觉得做好了准备，心理上也有了足够的承受力，我就会去医院探视他的妻子。大概是我的软硬兼施发挥了作用，他总算答应了下来。话虽如此，但一直要等到48小时后，考验才如约而至。对我而言，我的职责就是尽快找到医护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不出我所料，他们也正在商量对策。随后我来到女人的病房，在那里我意识到，无论我做些什么，无论我怎样与她感同身受，都无法缓解她的丧子之痛，人生之哀莫过于此！她笑着与我寒暄，眼中却闪过一丝讶异。我与她相识日久，对她的性情可谓了若指掌。她半是开心半是担忧地问道：“家里出了什么事吗？”然后又连珠炮般地追问：“没事的话，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只能含糊其辞地解释说，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住院治疗，几乎已经成了规律，我从没忘记到医院探视她。这次在安排日程时有点犯晕，不过既然到了医院，就试下运气看她是否就在医院。我并不认为这个善意的谎言能够蒙混过关，但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我都不想再表演下去。这回轮到她故作镇静了，她甚至跟我开玩笑说，为了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脱胎换骨”，她在晨衣里缝了一块小小的海绵垫。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后我还是找借口离开了病房。我想我已仁至义尽，不然还能怎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试图摆脱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然而还没等我恢复过来，我就在第三天接到了医院护士的咨询电话：“您曾告诉我病人异于常人，现在我可以确认您的判断完全正确。这几天我一直在病房门口留心观察，她的先生试图把整件事情和盘托出。当时他哭得十分伤心，几乎泣不成声，然而做妻子的却一滴眼泪也无，只是呆呆地靠在床沿，两眼发直，就这样一动不动坐了许久。然后她站起来开始穿衣。半晌，她终于打破沉默，有些抱歉地对我说要去参加葬礼，于是我陪着她向外走去。眼看到了病房门口，她却突然转过身来，直直地看着我，用一种不容置疑甚至生硬无礼的语气说道：‘我需要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我要尽快把病治好，越快越好！’”我与她相识已有四年，现在回想起**次见面依然恍若昨日。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她走进我的诊所。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个身材娇小、面色苍白的女人，宽额头、尖下巴，一头黑亮柔顺的长发，将她棕色的双眸衬得愈加美丽。她身着马裤马靴，在我们这样的街区即便不算惊世骇俗，也多少有些出人意表。她怀里抱着个七个月大的婴孩。小家伙长得又大又壮，一头金色的卷发与妈妈深色的头发相映成趣，一双蓝色的小眼睛看上去却很是普通。她对孩子温柔地笑着，这一美好的瞬间让母子俩的反差显得愈加强烈。接下来就是例行检查。如同无数次的“初诊”，医患双方相互评估、彼此试探，以便确定是否要将关系保持下去。孩子名叫格温奈尔，是她的第四个儿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的三个哥哥要比他年长许多，安热尔15岁，卡洛斯13岁，拉乌尔11岁，他们的名字也与西班牙裔的姓氏更为相配。是因为她太偏爱这个*小的儿子，还是想把这样一名字赐予他作为厚礼？或是显示他们已经融入法国社会？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西班牙裔，无论从长相还是举止判断都能得出这一结论。当然，她说话不带一点儿口音，但这也不足为奇，或许她是成长在法国的二代移民呢？她的声音十分温柔。然而在优美和谐的语调中，总能听到一个令人惊诧的颤音，虽然微不可闻，却暴露了她在长期练习中的小小疏忽。谈话的间隙，她不时做出夸张的手势，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她应该是个说一不二的女人。不过这也无伤大雅：一方面许是当时境况尚好，因此不经意流露出得意的情绪；另一方面则说明她在极力掩饰内心的胆怯。她就医的理由再寻常不过：格温奈尔染上了流感，她希望我们能提供优于隔壁诊所的医疗服务。我提醒她孩子尚未接种疫苗，她有些抱歉地解释说，孩子从小体弱多病，而她自己琐事繁多，分身乏术，希望我能为她出谋划策，一解燃眉之急。检查进行得很快。趁着我写处方的间隙，她坐在沙发上为婴儿整理衣衫。突然间，她低声惊呼起来，原来是格温奈尔拉了一泡稀稀的大便。我们两人一阵忙乱，才将诊室收拾停当。随后我在处方中加了几条注意饮食的医嘱，希望对她有所助益。她走后，我开始接待下一位病患，然而送走了一位又一位，却始终无法摆脱她对我心情造成的影响。*让人气恼的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