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昨日世界:从塞缪尔·约翰逊到亚当·斯密,一群塑造时代的人

赫斯特·思雷尔听说约翰逊只希望三本书能写得更长一些：《鲁滨孙漂流记》《天路历程》和《堂吉诃德》。沃尔特·杰克逊·贝特对此评论道：“他觉得这三个流浪者——被弃者、朝圣者、无望的探寻者——是自己人生的原型。” 一位精神病医生考察完这个证据后，认为约翰逊经常毫不留情地批评自我，可能是因为他童年时感受不到爱。这里面的逻辑是：如果我被爱的程度达不到自己的需要，那一定是因为我不可爱，不值得爱；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克制自己，不要对那些应当爱我的人发怒，否则他们会比现在更不爱我。 约翰逊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应对焦虑的方法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想它们，不与它们搏斗。“反思自己的焦虑，”他对鲍斯威尔说，“会让人疯癫。”他一生都在严厉责备自己“怠惰”；所谓“怠惰”，不只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拖延，还指总体上的松懈，这会让他的心魔出现。约翰逊的朋友亚瑟·墨菲对他的解说可谓一语中的：“怠惰是危险的时刻；每当此时，他的精神不再专注于外部世界，而是带着敌意转向内部，与自己对抗。” 鲍斯威尔并不反对教育，但他显然觉得人生在世是为了寻欢作乐。他学会了饮酒，只是没到酗酒的地步，与朋友往来相交的时间不可胜数。他总是忍不住卖弄自己。“我有一个吓人的毛病，”他年轻时曾写道，“就是为了逗人发笑，几乎什么都可以牺牲，连我自己也不例外。” 在格拉斯哥待了六个月后，鲍斯威尔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从大学潜逃出来，纵马向伦敦飞奔，走了整整三百英里。他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一路从卡莱尔骑行到伦敦，这实在是了不得的壮举。当鲍斯威尔把这件事说给几位技艺精湛的骑手听时，他们不禁叫道：“什么，先生，马匹没换过吗？”“各位先生，”他答道，“这算不得什么大本事。我告诉你们更厉害的：连屁股都没换过！” 在这个时期的西方文化中，关于自我呈现的型式存在一个重大分歧，表现得非常突出。从古典修辞学借鉴一组对立表述来解释，这可以说是“求真者”（homo seriosus）与“修辞者”（homo rhetoricus）之间的冲突。求真的男人和求真的女人一样，都有一个核心，即本真的自我，他们用语言传达真理。“修辞者”则来往于社交圈，从社交圈获取修饰自己的颜色，他们认识自己，不是通过内省， 而是通过他人的反馈。语言变成了一种游戏，使用者很不严肃地用它来取悦或说服他人，而不是用它来表达“真理”（在他们看来，“真理”甚至是不存在的）。 早在1790年，柏克就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在这本书中，他高明地预言道，即使*有善意的革命也可能会引发大屠杀，并导致卡里斯玛型的独裁者横空出世。“有位将军受人爱戴， 懂得安抚士兵之道，深谙指挥艺术的精髓，将会把所有目光都成功吸引到自己身上。就在这个瞬间，这个能有效指挥军队的人就成为你们的主人了。” 在这个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推动下，“revolution”一词的含义出现了变化。约翰逊在《英语词典》里把它定义为“任何事物返回它的运动起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旋转。在政治语境中，它的意思是“一个政府或国家状态的改变”。这很可能只是一位统治者取代另一位统治者，而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出现任何重大改变。柏克的作用是赋予了“revolution”现代意义，即剧烈的、全盘的变化。 单一国家的观念经过了几代人的时间才被完全接受，但纵观整个18世纪，“不列颠性”这个观念稳步发展。国王乔治三世的祖父乔治一世刚登基时，还不会说英语；但乔治三世则会以这样的宣言来取悦臣民：“我出生和受教育都在这个国家，我以自己是不列颠人为荣。” 传统观点认为，人民是国家的财富，唯一的前提是他们有生产能力。那些努力工作但仅能维持生计的人绝不会被视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所以被打上了“穷人”的可耻烙印。尽管从宗教角度来看， 他们理应得到慈善布施，但就经济而言，他们被视为寄生虫。一群被称为重农主义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原意为“自然治理”）的法国思想家倡导一种与此不同但同样传统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代表国家财富的是土地，而不是人，这意味着政府应该积极促进农业发展。斯密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结识了重农主义者，特别是弗朗索瓦·魁奈和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 斯密驳斥了这两种立场。正如鲍斯威尔所预期的，他采用了突破性的研究方法，即聚焦于商业问题。此外，他还关注刺激生产力和提升工资的各种方法。如果每个工人都能为提高生产力作出贡献， 也许“穷人”就不需要成为地位不可更易的下层阶级。 吉本不只是在书写经常见诸报端的话题；他的著述更是一种新型史书。以伏尔泰为榜样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相信自己在史学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不同于按照单调的年代顺序编撰事实的史家，宣称要透过表面，找出促使事物得以出现的根本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哲学史”。 吉本当然想透过事物的表面，但他明白，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出于这个原因，他为《罗马帝国衰亡史》提供了大约八千条脚注，其中一些非常详细，这样读者就可以确定他的信息来源，考虑他的阐释是否令人信服。这种做法虽然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是前所未有的。伏尔泰从未想过要写一条脚注。“当他书写一个遥远的时代时，”吉本这么评说伏尔泰，“他并不是那种会去翻阅陈腐的僧侣式作家、向他们求教的人。他会对材料加以汇编，用自己的奇妙风格润色它，就这样写出了极其有趣、极为肤浅、极不准确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