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观

自画像（1936） 人们几乎不知道自身存在的价值，当然也不应该为此去打扰别人。鱼儿成天都在水里游动，可它对水了解多少呢？ 苦与甜都来自外界，而挣扎来自内在，来自自己的努力。大多数情况下，我自身的天性驱使着我去做各种事情，我却因此赢得了这么多的尊重和爱戴，我实在受之有愧。仇恨之箭也曾向我射来，但它们从未射中我，因为不知何故，它们属于另外的世界，与我没有任何联系。我生活在孤独之中，这种孤独在我年轻时令我痛苦，但在我成熟以后却显得极为美好。 命途多舛的十年（1939） 重读我在几乎十年前写的那些文字时，我产生了两种奇怪并且截然相反的感受。我当时所写的内容基本上是真实的，然而，它们显得非常遥远而陌生。怎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世界在十年间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还是仅仅因为我老了十岁，因而我看到的所有事物都变得更黯淡了呢？在人类历史上，十年算得了什么？与这样微不足道的瞬间相比，那些决定人类生活的力量难道不应该被视为永恒的吗？难道我的批判性理智如此容易受到影响，以至于这十年间的生理变化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我的人生观吗？在我看来，这些思考显然不足以解释我对常见人生问题的情感变化，但我也不可能从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寻找这种奇特变化的原因。因为我知道，这些因素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中始终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不，这里涉及的东西截然不同。在这十年中，人们对人类社会的稳定性的信心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存在根基的信心已经基本消失了。人们不仅感觉到人类的文化遗产受到了威胁，而且感觉到那些低俗的价值观取代了人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捍卫的东西。 毫无疑问，清醒的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敏锐地意识到，生命是一场冒险，人生必须始终与死亡抗争。有些危险是外在的，比如人可能会从楼上摔下来摔断脖子，可能毫无过错却失去了生计来源，可能清白无辜却受到谴责，可能会被流言中伤。人类社会的生活意味着各种危险，但这些危险在本质上是混乱无序的，受制于偶然性。总体而言，人类社会似乎是稳定的。尽管从品位和道德理想的角度来看，它显然是不完美的，但是，总体来说，人们适应了它，除了各种各样的事故，身处其中还算安全。就像呼吸空气一样，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它的内在特征。即使是美德、愿望和实践真理的标准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不容侵犯的遗产，是所有文明人共同拥有的。 无疑，**次世界大战已经动摇了这种安全感。生命的神圣性消失了，个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尽情驰骋。谎言受到推崇，沦为政治的工具。然而在当时，战争被普遍视为外部事件，几乎或根本不是人类蓄意行动的结果。人们觉得战争从外部干扰了人类的正常生活，因而普遍认为战争是不幸和邪恶的。人们对人类目标和价值观的信心基本上没有发生动摇。 此后，一系列政治事件鲜明地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但这些事件的影响并不像难以理解的社会心理背景那样影响深远。首先是短暂而可喜的进步，在威尔逊的宏伟倡议下国际联盟成立了，各国之间也建立了共同安全体系。然后是法西斯国家的诞生，法西斯国家随后针对弱小国家撕毁了各种条约，公然实施了一系列暴力行径。共同安全体系像纸牌屋那样坍塌了，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估量出这种坍塌的后果。这表明受影响国家的领导人性格软弱并缺乏责任感，也表明民主国家——那些表面上仍然完好无损的民主国家——的短视与自私，因而无法做出任何有力的反击。 事态的发展甚至比*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所能做的预言还要糟糕。在欧洲莱茵河以东的地区，人们已经无法自由地运用其理性，民众被攫取权力的黑帮分子恐吓，青年被全面的谎言毒害，政治投机分子的虚伪让其他国家目瞪口呆；处处都清楚地表明，这代人缺乏先人们所具备的能力和力量，因而无法在痛苦的斗争中做出巨大的牺牲，赢得政治和个人的自由。 现在，对这种事态状况的认识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我的心头，而在十年以前，它并没有占据我的思想。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重读过去写的文字时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感受。然而我知道，总体来说，人的变化很小，即使普遍盛行的观念导致他在不同时期显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即使像现在这样的潮流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悲哀。所有这些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遗留下来的只是历史书上的寥寥数语，向后世的青年简要地描绘其祖先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