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君亮自传

**章 学习时期思想演变 **节 小学与中学求学 1925年2月14日，我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雪浪乡许舍镇（现为许舍村）。名君良，字浩昌，1944年春进入复旦大学英语专修班时改名为周君亮。 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一年级至五年级和六年级分别在无锡县雪浪乡许舍小学和无锡县荣巷私立公益小学学习并毕业。 1937年9至11月，在无锡县荣巷私立公益初中读一年级，同年11月，日军侵入无锡，无锡沦为日军占领区，学校关闭，我因此失学回家。 1938年秋，我进入家乡附近的板桥镇私立惜阴初中读二年级，当时，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至二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内上课。 1940年7月，我从惜阴初中毕业。该校后被日军烧毁，有老师为躲避逮捕，被日军烧死。 由于日军侵占了京沪，家乡出现了游击队，后来又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39年冬，我因姐姐的关系认识了周保中、杨秋滨二人，经他们介绍，我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籍，在他们的建议下，我在惜阴初中组织了读书会，有杨资生（杨石平）、董玉伦（董大光）、何仲道、杜洪深、殷正中等7人参加。读书会的内容是阅读革命理论书籍，有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等，这使我日后对唯物论哲学一直很有兴趣。1940年夏，读书会因我毕业而解散。之后杨资生、董玉伦和我一直有往来。 1940年8月，杨秋滨找我谈了一次话，大致内容是希望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周围学生和青年中做一些联系工作。当时我对日军侵占国土、残杀国人怀恨在心，很想参加游击队，但母亲不同意，她希望我能继续读书。 1940年10月，周保中受我母亲委托将我送到了无锡的私立正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同年12月日军“清乡”，烧了许舍镇的房子，我家房子也全被烧毁。日军用竹篱笆将许舍镇隔开，进入许舍镇需经日军检查，没有竹篱笆内发的“良民证”的人不准入内，于是我也无家可归了。 1941年春，因弟弟读书，我也不能回乡，于是我家搬到无锡城中居住，从此我和周保中、杨秋滨的联系中断。随着我逐年长大，母亲希望我到上海读工科，以便可以快些时间工作自立。1941年8月，我考取了位于上海市租界内的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五年制），读二年级，住在同学家的余有房屋内。同年12月，日军进入租界，学校解散，市内购粮困难，我失学回无锡城内家中居住。1942年下半年，我考入无锡私立圣德中学读高中三年级上学期，此时母亲已想方设法让我到重庆去找哥哥。 1943年1月29日，我与圣德中学同学程定和程定认识的胡家骥三人自无锡乘木船到宜兴县丁山镇，此时丁山镇已被日军占领，所以又步行到张渚镇，住在程定家认识的教育书店里，等待家中将我的路费从无锡一家书店转来。程定因病留在张渚镇，我和胡家骥二人同在张渚镇认识的从上海来的姚铭德一家三人（姚铭德、姚铭德的姑母、姚铭德姑母家上初中的儿子）从2月8日开始步行千余里？，先经安徽省屯溪到江西省婺源，雇乘船民木船由婺源顺赣江支流到乐平，再穿鄱阳湖到进贤附近，改乘轮船到吉安已是3月15日了。姚家三人等来钱暂留吉安。我与胡家骥二人乘汽车自吉安到湖南耒阳，改乘火车经衡阳到桂林，又乘火车到金城江，从金城江经贵阳到重庆，因无正常汽车班运，只能花钱搭乘运输货物的军用汽车。胡家骥留在贵阳，我一人从贵阳到重庆已是4月10日，历时70余天。 1941年，在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五年制）读二年级时留影 自我七八岁起，家中经济状况逐渐败落，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另组家庭，不管家中事，母亲极为悲伤，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度过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几年中，家中经常遭受乡保长以应付日军为名的捐款，敲诈勒索，这在我当时的思想意识中渗入了不满现状的反抗情绪。当时处在日军侵占区，心怀民族仇恨，又具爱国热忱，对游击队挎着枪英雄豪杰般的生活非常羡慕，我又较早就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籍和思想，因而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民不聊生、日军侵略践踏的现状非常厌恶和痛恨。我家原在本乡尚算“上层”人家，母亲耳提面命，要我们认真读书，希望我们有一技之长，将来能立足社会，出人头地，可因社会动乱，家里经济已十分拮据，能否继续读书已无把握，我对未来感到迷茫。读高中时，我们家搬入了城市，耳濡目染的是物质上的享受，这虽然与我无关，但亦暗暗怀着羡慕和留恋。因此，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大洪流中去，参加新四军；另一条是继续读书追求个人出路。我犹豫、徘徊了整个高中阶段。当时正处“皖南事变”之后，江南的革命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虽然曾和杨资生商议设法去苏北，但家庭和经济原因决定了我对革命斗争的软弱性，加上对国民党所谓的抗战大后方重庆抱有幻想，那里有哥哥、叔父可依靠，在“搞工程技术必须进正规大学、搞政治则必须投入革命斗争中去”这种分工论的思想引导下，我选择了读书这条路，离家去了重庆。 我有一个远房伯父周大莱，在我六七岁时就给我讲三国演义、水浒、东周列国等故事，一再对我灌输清高和儒家的思想，这对我影响很大。这种思想亦适合我的出身，虽然无法摆脱当时经济地位下降的困局，但又不甘心还要挣扎着向上。亦是这种信念，促使我在旧社会污浊的旋涡中保持着一种正义和昂扬向上的品性。 第二节 在重庆 1943年到重庆后，我先住在哥哥处，因我中学六年没有有效读书，所以当年暑假报考交通大学时未被录取。约五个月后，我搬入重庆市黄桷桠的教育部敌占区来渝学生寄宿舍，主要原因是可以多些时间准备功课考大学，其次是哥哥等办的一家研制生产消毒棉花的小型工厂资金被人窃取，我住在来渝学生寄宿舍可以享受免费食宿，能减轻哥哥的经济负担。我在寄宿舍一直住到旧历新年。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委托复旦大学办英语专修班并招生，1944年春节我经考试进入复旦大学英语专修班学习。 当时美国军队大批来华，国民党征调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去当译员，委托复旦大学办英语培训班，培养英语口译水平高的人员。由于当时我居住的寄宿舍负责人贪污，我们的居住条件很差，且负责人一直在撵我走，我就去上了英语专修班。上英语专修班的主要目的是准备功课以考大学。由于报考英语专修班有一个条件，即一定要服从工作分配，否则就要追回食宿费，我怕考取大学后引起麻烦，故将原名周君良改为周君亮。到了复旦大学英语专修班后，我就和哥哥失去了联系。当时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薛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