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天山草堂诗存 诚征录 北行日记

《天山草堂詩存》評介 任建敏 《天山草堂詩存記》不分卷，明何維柏撰，清何錫祥編、何沅鈔。半葉8行20字，無欄格。南海沙滘村何樹能藏光緒二十九年（1903）何沅鈔本。 何維柏（1511-1587），字喬仲，號古林，廣東南海登雲堡沙滘鄉（今佛山市南海區丹竈鎮沙滘村）人。有關何維柏的生平事迹，可參見冼玉清《何維柏與天山草堂》及本叢書《天山草堂存稿》書前吴國聰《評介》有關介紹，在此不再贅述。[ 冼玉清：《何維柏與天山草堂存稿》，《嶺南學報》1950年6月第10卷第2期；吴國聰：《評介》，《天山草堂存稿》，《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0頁。] 本書爲南海沙滘村何樹能所藏沙滘何氏諸種鈔本的一種，爲筆者於2020年10月前往該村調研時訪得。除本書外，還有何維柏《天山草堂存稿》（五卷本）、何維柏《誠徵録》、何沅《北行日記》及《何慎德堂家譜》共五種，對了解何維柏生平及沙滘何氏歷史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蒙何樹能老先生首肯，列入《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中影印出版。此外，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吴勁雄博士在2016年通過何樹能獲得《天山草堂存稿》《天山草堂詩存》《誠徵録》三書的鈔本，并對其内容、版本、源流進行了梳理研讀。[ 吴勁雄：《新見何維柏著作清鈔本三種》，《圖書館論壇》2017年第8期，第130-134，118頁。]吴勁雄還將三書進行了標點、整理與輯録，彙爲《何維柏集》，於2020年由知識産權出版社出版。[ 何維柏著，吴勁雄整理：《何維柏集》，北京：知識産權出版社，2020年。] 書前有光緒二十九年何沅《重鈔天山草堂詩存記》、咸豐二年（1852）何錫祥《天山草堂詩存序》、咸豐五年（1855）何藻青《天山草堂詩存叙》、咸豐五年何若瑜《叙》。 本書何錫祥《天山草堂詩存序》稱，何錫祥在咸豐元年（1851）春時『與諸父昆弟論及天山草堂遺文，鮮有存者，予情不自已，多方搜采，冀復睹其全書，而除《天山草堂稿》《誠徵録》外，終不可得，未嘗不令人致慨於杞、宋也』。直到後來在其叔祖何星衢、叔父何澧堂二人處得到『手鈔詩若干首』，其後又於《西樵志》《誠徵録》中獲得若干篇，『裒而集之，共得八十余首，此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 又何藻青《天山草堂詩存叙》稱：咸豐元年春，何藻青在家鄉與諸位兄弟搜輯何維柏的遺詩，『凡見於他本者，隨手録之，僅得若干首，吉光片羽，彌覺寶珍』。到了咸豐五年二月，『杏樵侄』（按：應該指的是何錫祥）『恐其閱時而仍失也，亟付剞劂，杏樵可謂能紹復先人之大業者矣』。 又據何若瑜《叙》中提到：咸豐四年春『族兄慕桓（按：應該指的是何錫祥）於各志書搜羅迨遍，得公詩若干首。其間各體具備，乃亟爲授梓以垂永久，吉光片羽，文豹一斑，則所爲繩祖武而慰公志者』。 又據何沅《重鈔天山草堂詩存記》提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載録的《天山草堂存稿》八卷中，有文六卷、詩二卷，但沙滘何氏『族中所傳鈔本已缺詩二卷矣』。而何沅所鈔之本，來自沙滘何氏舊藏：『其版成於咸豐初年，旋遭火劫，今族中亦僅存數本而已。』何沅又提到，光緒三年（1877）『沅曾手鈔一本』，至光緒九年（1883）『又鈔附於存稿之後』。至光緒二十九年在鄉居住的時候，在閑暇時『復鈔是本，區區之意，蓋恐久而復失，或者多得一本，亦可失彼而存此云爾』。 又據何沅《重鈔誠徵録序》提到，何沅伯父何瓚卿曾『出《天山草堂詩存》一卷，命沅讀之，且曰：「公之著作，此其一班也。」詩板由迪徽堂敬刊，今板亦燬，族中所存，當是三五卷耳。沅受而歸，隨手鈔一卷』。[ 何沅：《重鈔誠徵録序》，載何維柏：《誠徵録》書前，佛山南海何樹能藏清鈔本。] 綜合以上何錫祥、何藻青、何若瑜、何沅等人的自述，大致可以了解現存《天山草堂詩存》的來歷。該《詩存》與《天山草堂存稿》後兩卷之《詩》并無直接繼承關係，早在清初傳下來的《天山草堂存稿》（今存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均以此爲底本影印）中就已經佚失了『詩』兩卷。沙滘何氏族人對此仍多方搜輯，至咸豐二年，何錫祥通過彙集其叔祖何星衢、叔父何澧堂（按：可能指的就是何藻青）處的手鈔詩，以及《西樵志》《誠徵録》内所録何維柏之詩，終於輯録了八十多首，成爲《天山草堂詩存》本書的主要組成内容。至咸豐四年（1854）春，何錫祥的搜輯工作已大致完成，隨後準備刊刻。咸豐五年，何錫祥將其付諸沙滘何氏『迪徽堂』鋟板刊行。但不久後書板被燬，幸得何瓚卿還保存了一卷，并將其借予何沅一閱。何沅得到該書後，如獲至寶，分別在光緒三年、光緒九年、光緒二十九年三次手鈔，現存者爲其光緒二十九年的鈔本，也是該《詩存》現存唯一的孤本，也算是不負鈔者『失彼而存此』的初心。 現存《天山草堂詩存》，共收録詩一百一十三首，其中何維柏本人所作詩八十五首，與何錫祥《序》中提到的『共得八十余首』相符。另有諸家題贈詩二十二首、沙滘何氏族人詩六首。 本書所輯何維柏之詩，按詩體爲類編排。其中五言古風六首，七言古風二首，五言律詩十首（其中《游飛來寺》一題三首），七言律詩二十五首（其中《渡鎮江述懷》《冬日由沙堤至磻溪山中游覽》各二首），五言絶句六首（其中《還故居》二首），七言絶句三十六首（其中《七夕》八首，《江村感舊漫書》四首，《山居感懷》《贈鶴所兆先兆明三位從兄》各二首），一共八十五首。在以上詩的*後，有朱筆『題陳白沙先生祠堂門聯并書：道承孔孟三千載，學接程朱**支』共26字，其字迹與正文相同，大概是何沅後來補入之文。 此外『附録諸家題贈』共二十二首。包括著名理學家、廣州增城人湛若水所增何維柏詩三首，著名學者、湖南常德人蔣信《讀書堂》二首，廣州南海人龐尚鴻（明代一條鞭法著名推行者龐尚鵬之弟）《與何古林同登崑都山》一首，以上三人都是何維柏同時代人。此外還有後學明末宰輔、香山人何吾騶，長泰知縣、三水人陳景唐詩各一首。其末則是『八閩歌謡』十四首。據何錫祥所作題記，這十四首歌謡是采自《誠徵録》所載，是何維柏任福建巡按御史參劾時任首輔嚴嵩時被嘉靖皇帝下旨逮捕，『時閩之庶士沐公之澤，思公之德，憫公之忠，一一寄諸謳吟，以抒其憂慕之誠者也』。 *後還附録了『列祖律詩』七首，何錫祥提到，沙滘何氏『以詩縣者不一而足』，可惜都『流失散佚，蕩然無存』，何錫祥在輯録何維柏詩的過程中，便將『列祖之詩隨所見聞，敬而録之，并付諸梓，庶留什一於千百云爾』。在本書目録中，收録了何應初一首、何士傑二首、何維椅（何維柏之弟）一首、何嘉元一首、何瑗有《白裹白》二首。不過在今存鈔本中，何應初、何士傑、何維椅、何嘉元四人之詩均已佚失，僅存何瑗有的《白裹白》二首。 大體而言，本書所收之詩，以山水游覽詩居多，其中與西樵山直接相關者也不少。如七言律詩《題方少保西樵山書院壁》《西樵月夜感舊》《春日偕諸弟侄游西樵》《偕陳黃門崔民部陸孝廉游西樵經梅花館》，五言絶句《西樵山居》，七言絶句《天湖釣月》《翠岩流觴》《經方文襄公故居》《西樵道中》《紫雲樓雨夜書懷》《天湖亭雜詠次嗇翁韻》等，均爲何維柏居西樵山時所作。此外，還包括了何維柏行經廣州、韶州、山東、江西、福建等地的記游、記事之詩。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所收詩中，有不少詩題之下還有小字注文。從其内容來看，對補充理解詩作撰寫的背景非常有幫助。其叙述之詳盡，非親歷者不能爲，所以很可能源自何維柏本人作詩時就已經撰寫出來的注文。而何錫祥在輯録何維柏詩的時候，也對這些注文進行了補充和修改，所以在注文中屢屢提到的『公』，就是何錫祥對何維柏的稱呼。這些注文對進一步了解何維柏相關詩作的創作背景非常有參考價值。如《望游武夷》詩，何錫祥提到是在何維柏在行經崇安縣長平驛時，與戴、甘、劉、黃等友人『遲留此數日』，經武夷山九曲水而作此詩。又如《鉛山道中尋弟不遇》，何錫祥的小注長達173字，十分詳細地交代了何維柏在福建巡按御史任上被逮之後，何維柏本人、朝廷所差『使者』、福建的地方官員、何維柏諸弟的動向。又如《扃院草疏用前院聶雙江韻書懷》一詩，交代了何維柏在閉門撰寫參劾嚴嵩的奏章時的心境。何錫祥提到：『草疏奏嚴嵩，是夜拜告天地，祈格君心，秉燭起草，有大鴉百十噪繞庭中，至翌晨一啄硯池，二立公座，公祝曰：「柏志已定，縱啄吾目，當亦不止。」鴉仍徘徊亭中，揮之復聚。』這一段注文非常有畫面感，把何維柏下定決心，不顧身家性命也要參劾嚴嵩，以期皇帝醒悟而草疏時的場景描繪了出來。 因何維柏《天山草堂存稿》中所收之『詩』已全部佚失，因此本書是現存何維柏之*爲集中與系統的詩文著作，對了解何維柏的人生經歷以及其詩文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價值。今據鈔本影印，行諸於世，以饗讀者。 《誠徵録》評介 何薇 何維柏，字喬仲，號古林，嘉靖十四年（1535）中進士，歷任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吏部左右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等職，有《易學義》《禮經辯》《太極圖解》《天山草堂存稿》傳世。在他起起伏伏的仕途生涯，巡按福建、開倉賑濟、强諫彈劾嚴嵩而獲罪入獄，成爲*濃墨重彩的一筆，《誠徵録》所收録的日記、傳記、歌謡，均與這一時期密切相關。重鈔者何沅，是何維柏後世族孫，光緒時人，輾轉搜集問得《誠徵録》一版，在書蠹之下搶救存鈔，爲理解何維柏的政治活動保存了珍貴的史料。 一、版本介紹 此重鈔本爲綫裝，右側裝訂。封面書有『光緒二十八年、誠徵録、何沅重鈔』字，封内頁則分兩部分，上半頁爲該鈔本之目録，分别是『原叙』『救荒策』『建言日記』『臺諫逸事』『蒼蠅傳』『惠德編』和『八閩歌謡』，下半頁是何沅爲表達敬意所題的詞，序后有該詞起草時的草書版，簡要又巧妙地概括了《誠徵録》的構成及寓意。[ 該題詞無標題，爲七言詩，内容是『濟衆鋤奸一片誠，幾人著録表忠貞。多情鳥鳥憂拏戮，無限蒼蠅解送迎。神語端嚴心已悟，聖恩浩蕩罪惟輕。曾蒙惠德登堂拜，想見閩歌載道聲』。]正文版面四周有玫紅色花紋樣，版心頁上方標有『誠徵録』書名，中間靠下部分記有漢字數字頁碼，計五十七頁，半頁九行，共計一百一十四頁。[ 内頁上方有黑色阿拉伯數字手寫頁碼標號，疑爲後人藏書所添加。]同時，在版心頁第七頁、第十頁、第十三頁、第十五頁、第二十頁、第廿一頁、第廿五頁、第廿七頁、第廿九頁、第卅一頁上方空白地方，對『裝鶚』『侯官院』『所繼』等十餘處，用硃砂筆進行别字、闕字的校注，類似筆觸并對『建言日記』這部分標點斷句，結合内容，很可能是何沅在鈔讀時所爲。 何沅在《重鈔誠徵録序》介紹了版本來源和重鈔緣由——何沅少時通過家族、地方志書瞭解端恪公何維柏的事迹，請教族中伯父是否仍有端恪公（何維柏）著書之藏本，得知不僅族中久無所藏，連以往藏書豐富的逸溪公祠堂之書版多被焚毁。何沅讀到《天山草堂詩存》（迪徽堂[ 迪徽堂是何錫祥堂號，有學者考據稱《誠徵録》*初鈔録者是何錫祥，此觀點見吴勁雄《新見何維柏著作清鈔本三種》一文。]刊）一卷，偶爾看到『注誠徵録鈔』字樣，認爲不能一起閲讀實爲遺憾。幸運的是，光緒八年（1882），何沅從鳳銜六叔處鈔得《天山草堂存稿》，念及《誠徵録》同爲前人所録，又鍥而不捨地遍地問詢《誠徵録》的下落。故事的轉機發生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此時已距何沅鈔得《天山草堂存稿》二十年之久——他將醫館借與族弟何湛泉行醫糊口，驚喜地在湛泉的書篋發現此録，詢問之下，係由湛泉之族兄嶽南因書蠹已甚，交于湛泉重鈔保存。隨後何沅一同鈔之，細查書篇折角，知悉此版爲迪徽堂鈔版。爲此，他感嘆道，嶽南之子不讀書，却將此書給了湛泉，讓書籍遇見了珍惜的人，是神靈呵護所致。[ 《重鈔誠徵録序》，《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11—112頁。]何沅不惜筆墨細叙該版之由來經過，其喜悦之感溢於言表，亦可見該藏本之珍貴和稀有。 二、主要内容 鈔本原序并無署明時間，由『天子相繼』『甲戌』初步推測爲萬曆二年（1574），即萬曆初年所成。此時，在何維柏曾巡按過的梅溪邑（福建閩清），當地老人們『口誦先生德政者，猶歷歷如目』，故存歌謡甚多，邑政陳良節先生將之輯録了下來。然而爲該録作序的大司徒鍾陽馬公和大參藩前内翰雲竹王公二人的序文，許是失傳，未被重鈔録，無法進一步分析。現就重鈔本内的主要内容作出介紹。 《誠徵録》爲多人所著，按作者可分成兩部分，前一部分是何維柏提出的《救荒策》摘録和他的建言日記，后一部分是他人爲何維柏立傳作書以及八閩鄉間流傳的相關歌謡（或藝文）。材料角度多元，呈現出何維柏的心理、行爲，由此得以觀察明代中後期的政治生態。 《救荒策》一篇，何沅在重鈔時標注了『有闕文』，應是其他文集已有收録。面對福建饑荒場景，主政者何維柏提出了三條救荒之策：一是嚴禁商賈販賣糴米，二是分等級救助貧困書生，三是禁止地方上的奢侈公費開銷（如宴會、民間扮演、裝彩、競渡），尤其是*後一項，被何維柏認爲是災荒之根由。[ 《救荒策》，《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17—121頁。]該策略透露出省級官員對於饑荒的社會成因、市場與供應之間關係的認識。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一篇，何沅*爲重視，專門標注句讀以識，足見此類史料之珍貴。日記覆蓋的時間從嘉靖二十四年（1545）正月十三日至十月十八日，并非每日記録，而是選擇與進言獲罪相關的經歷撰之。其中，有兩個方面的描寫值得關注。 一是以何維柏的角度還原了官員的心路變化，展示了何維柏的堅韌個性和人文關懷，比如在被拏械進京的途中遇到王姓士大夫，何氏回應士大夫的寬慰之言，答曰：『吾人行乎患難，與富貴貧賤，境迹不同，而心則一，居易俟彼非有餘，此非不足，豈有所試而後爲哉？』，[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47頁。]表示不會因爲境遇變得容易或困難就改變初心。他的『心體合一』使之渡過了幾起幾落的官場沉浮，甚至在其被關押入獄之時仍與周訥溪講學，[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66頁。]豁達心境至此。更讓人欽佩的是，押解路途中，何維柏依然保持着對於夫役關心和體諒，聲稱自己腹痛欲尋安歇處，巧使押解的周百户長安排船只，使『人役無累』，皆因『岸行二十里，人役渴死者三』，[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53頁。]何氏的處事智慧可見一斑。 二是跳出何維柏的自述立場，從明代官員的個人活動來觀察政治運作的邏輯。日記中記載，何維柏于二月十二寫下時務疏議五條，其中一條便是罷黜奸邪以警臣工，炮火直指嚴嵩一黨，至四月二十八，何氏知悉三月十六之條陳五事已冒瀆天聼，后又至六月初四方才接到獲罪敕書，[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25—135頁。]該過程從側面反映了上傳下達的時間和效率，以及官員獲取信息的渠道。而後，六月初六起至七月十九的日記，相當詳細地記録下福州城百姓淚别官員的場景、押解何維柏進京的水陸路綫選擇、押解途中接見的官員及這些官員所作詩文，同時也記録下何維柏寫家書附同年、與族弟溝通信息等細節，[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35—168頁。]能在『桎梏加身』的情景下，保留下如此完整的日記，證明了明代君主的治理邏輯之下存在著足夠的周旋空間。日記剩下的部分解釋了何維柏爲何*後被『打八十棍、革職發回原籍爲民』的朝堂辯論，以及返鄉經過（七月二十六至十月十八）和善後事宜（如發放津遣資給福建差役）。[ 《古林何公建言日記》，《誠徵録》，何沅鈔本，第168—180頁。] 《臺諫逸事》《蒼蠅傳》《惠德編》三篇均爲時人爲何維柏所作。《臺諫逸事》出自仙居縣林應騏，以『夜鴉』『青蠅』等自然事物來解讀何維柏進言之舉，謂『何君乃能托鴉以告保身之哲，托蠅以明讒人之冤』。《蒼蠅傳》作者是高明縣羅一中，《南海縣志》雜録亦有收録此篇，文中以蒼蠅生於天地間、藐小却不可測識這一生靈作比，結合何維柏被逮捕之時，數以億計的蒼蠅『朋飛甍甍如泣如訴如鱗斯砌止於輿止於桎梏』的畫面，歌頌了何維柏爲人處事的真誠,并用『天地萬物一氣噓吸，至誠感通無閒幽遠，兹蠅也，人第知人、物效順之機，而不知公之至誠，徵應也』一句點出了《誠徵録》的名由。《惠德編》則是何維柏的門生羅欽顔記述何公歸居五羊城廣州講學的事迹。 《八閩歌謡》輯録了謡二十首、歌七首、行二首、碑三則和詩十四首，書寫何維柏在福建的政治建樹，稱頌其直諫、愛民的品質。除了各類方志援引的『三水鳳、參天柏』之外，這部分展現了更豐富的民衆視角。 三、該書價值 作爲明代官員的日記，其史料價值不言自明，對於瞭解何氏生平、撰寫何氏年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補充，從而幫助理解明代官員的社會網絡、國家治理邏輯等議題。而回到史料生産本身，一本書的生命史，著述的生産複製、傳播流通、閲讀利用和保存維護等各個環節貫穿其中。重鈔者何沅和他的端恪公，相隔三個世紀，却能夠在《誠徵録》的平面上，發起跨時空的對話，仿若同在。何沅曾于光緒十四年（1888）與康有爲同路赴京應順天鄉試，不售后回鄉行醫，[ 吴勁雄：《新見何維柏著作清鈔本三種》，《圖書館論壇》2017年第8期。]機緣巧合之下，十四年后讀到了先祖族人何維柏的《建言日記》，讀到了直言進諫的赤誠，讀到了逆境的堅忍，讀到了被貶回鄉講學的淡然，是文字傳承的力量使然。 《北行日記》評介 胡劍波 一、作者簡介 何沅，字夢蘭，清末南海縣登雲堡沙滘村（今佛山市南海區丹竈鎮沙滘村）人，是當地名宦、明代南京禮部尚書何維柏的後人。據吴勁雄的調查，現存殘本何氏族譜并無何沅之名，當地人因年代久遠，也不知何沅其人。[吴勁雄：《新見何維柏著作清鈔本三種》，《圖書館論壇》2017年第8期，第132頁。]目前只知，何沅曾在光緒十四年（1888）以貢生身份參加順天府鄉試，後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醫術糊口，成爲鄉中儒醫。其曾於光緒八年（1882）至九年、光緒二十八年、光緒二十九年重鈔何維柏著作《天山草堂存稿》《誠徵録》《天山草堂詩存》。《北行日記》則是何沅在光緒二十八年寫就的作品。 二、作品版本、寫作緣起 就版本情況而言，此《北行日記》爲何沅光緒二十八年的手鈔本，不見於他處，當爲孤本。其中有些頁數缺失，少數字有塗改的痕迹。 何謂『北行日記』呢？據何沅説，光緒十四年他奉父親之命，與同宗兄弟何伯汲、何耀裳北上京兆參加鄉試。他將這段經歷按日記録下來，是爲『北行日記』。 何沅在光緒二十八年爲什麼要追憶光緒十四年的事呢？大概有兩個原因。一是何沅業儒多年而無所成，光緒二十八年迫於生計而棄儒從醫，心中有憾，故追憶當初進京鄉試之旅以慰其心。二是何沅認爲庚子亂後，世事變遷太快，與自己在光緒十四年的所見所聞大有不同，擔心後人『徒知已變之後若此而不知未變之前若彼』，因此想記録下來供後人參考。 三、主要内容 如前所説，《北行日記》主要是記叙何沅在光緒十四年北上參加順天鄉試，在此期間的所見所聞。作者逐日記録，并且時間詳細到具體時辰，大至考試，小至購物，皆爲其所記。 何沅此次行程的路綫是怎樣的呢？就北上路綫而言，何沅從省城廣州的黄埔港出發，乘坐一艘名爲『厦門』的輪船，途經香港、汕頭，然後到達上海申江碼頭。其後又從上海出發，乘坐一艘名爲『新南升』的輪船途經烟台，到達天津紫竹林碼頭。其原本想從天津坐車直達北京，奈何遇到清水河漲水，只好换種方案，*終從天津乘車、乘船到達通州，又從通州乘車到達北京。何沅從北京南回，則是從原路返回。不過因爲《北行日記》有殘缺，現只知道其回程至上海，至於上海到廣州的情況，則不得而知。在此期間，其停留時間較多的地方是香港、上海、天津和北京。 儘管《北行日記》所記較爲繁瑣，但仍可將其内容分爲四類。 其一是交通之類。作者將其從廣州到北京，再從北京到上海的行程詳細地記録下來。具體來説，作者記録了到達某地、從某地出發的時辰。作者也記録了輪船、車輛等交通工具的價格，以及其支付伙夫小費的價格。作者還記録了他買票的渠道。具體來説，何沅的船票和車票一般是通過客棧購買的。如，其從廣州到上海的船票是通過廣州迎祥街的萬安客棧購買的，其從上海到天津的船票是通過上海英租界二洋涇橋長春客棧購買的，其從天津到京城的車票是通過天津太昌客棧購買的。不過店家代爲購買，時常會『分潤』，價格會偏高。所以對於短途，何沅有時也會自己出門雇車、雇船。 其二是社會風俗之類。作者每到一地，見到當地較爲奇特的事便會記録下來。例如在廣州，作者記録了黄埔港附近疍婦吵架的場景；在上海，作者記録了上海的包括『先生』『長三』『么兒』『野雞』在内的各種風塵女子的情況，并且詳細記録了某位應試舉子因狎妓而債臺高築以致被『姨娘』（妓院的管理者）追債的場景；在天津，作者記録了當地土豪勒索船夫的情景；在京城，作者記録了福晋所坐奇特的紅呢車。 其三是物價、貨幣之類。如前所述，作者會記録自己的車費、船費。除此之外，作者還記録了自己在各地所住客棧的房費。作者記的*多的是他給别人的各種小費。如船上的伙計、客棧茶房、幫自己看行李的人、給自己報喜的人、參加鄉試時的水夫、號軍，等等，都是作者的賞賜對象。作者賞賜這些小費并非因爲家境優渥而濫賞，而是遵從當時的社會慣例。 至於貨幣方面，作者因爲需要在廣州、上海、天津、北京各地花錢，但是各地民間使用的貨幣并不統一，所以較爲留心這些資訊。如作者所生活的廣東以及上海都使用洋銀，但是天津并不使用洋銀，而是使用制錢。因此作者在付車夫車費時，不得不用低於市場價的價格，用洋銀抵補車費。作者還記録了各種銀錢的兑换比率。如在天津和通州，老錢1000文可以换制錢1000文，而津錢1000文却只能换制錢500文。再如足色紋銀匯兑使用京平，即九四兑；松江紋銀匯兑使用市平，即九六兑；另外還有公砝平，爲九八兑。作者换錢的場所有時是專門的錢莊如『升和泰』，有時也會在客棧直接兑换。 其四是科舉之類。作者是國子監的貢生，平時并不在國子監學習。因此他要參加順天府的鄉試，必須要參加國子監的考到和録科兩門考試，只有通過了考試才能參加鄉試。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十八作者在國子監參加了考到考試，七月二十出成績，名列178名，順利晋級。隨後的七月二十一作者在國子監參加了録科考試，七月二十三出成績，名列241名，順利晋級，取得順天府鄉試的資格。其後的八月初八至八月十六，作者在貢院參加了鄉試的三場考試。作者將其經歷的每場考試的流程，以及自己在每場考試中的作息安排都記録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