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权力、秩序和自由(精装本)

　　在人类蜕变升华的过程中，既有天然必要性，也有人的自觉行为和指导思想。　　（一）在各种天然必要性中，我们早已指出了为生存而进行生产的必要性，因为土地自然生成的产品已经不敷所需。这种天然必要性本身也有若干起因，诸如气候变化无常，游牧者得过且过、挥霍浪费，更可能是他们人口增多。人口的持续增长，会不时被各种偶发性天灾人祸所打断，但增长永远不会停止；此事确凿无疑，自古迄今皆然。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在它以国家形态定居于一块领土上时才算开始。此前，它先是部族，后是狭义的民族。部族整体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迁徙的。然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它变成半游牧民族，在某些区域建造了持久居留地；人口过多时，又推着小车，带着帐篷，移居他处。正是在这个发展阶段，日耳曼、斯拉夫、蒙古等蛮族，侵入了罗马帝国。而古希腊人、意大利人、克尔特人，早在人所未知的某个原始史时期，即已闯入西欧和南欧。同样的人口过剩现象继续在各个民族发生。各个民族只有在完全定居下来以后，才不会再整体移动，而会以个人外移的方式，像蜂群分巢似的，流向殖民地，从而消除人口的过度拥挤。　　（二）无论是什么天然必要性导致形成文明社会个人主义的定居社会秩序，我们*感兴趣的还是在形成这种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如果说，只是物质上的必要性，那么，对此，所有人种的所有部族早已有切身体会，而他们早就不再是游牧民和野蛮人了。但是，游牧民和野蛮人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很多，而且今后还会存在。实际上，其中有一个精神因素在起作用。落后于时代的野蛮人都是这样一些部族，他们缺乏对新事物的求知欲，畏惧转向农耕劳动；或者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洞察情势，崭露头角，去探索有益的指导思想。这些人懒散消极，不肯稍作努力，以致深陷于宿命论和悲惨处境中不能自拔。　　而面对同样的困境，开化的民族反应机敏，勇往直前，改变习惯，参加劳动，并且在必要之时有伟大人物应运而生。这些民族的首领和立法者，都在传说中被描绘成了半神半人的英雄；他们为重新安排世间秩序，设计了必要的指导思想，且具有强行贯彻这些思想的足够支配力。或许，这些民族比别的民族更有胆略；别忘了“困难面前勇者胜”的格言。但是，天生的果敢从来都是一种精神因素。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文明是一种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只认可这样一点：一部分文明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　　这里需要搞清，究竟是人类的哪些有意识行为，促成了定居文明的发展。我们认出了三种，其顺序如下。　　居首位的是，个人为命运所驱使，一心为其本人和家庭谋利益，自觉自愿，奋斗不止。　　其次，社会团体为发挥保护、服务和惩罚这三种作用而尽心竭力。　　第三，伟大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对文明的向往，为个人主义社会制度提供了精神基础，增强了个人的意志力，约束了个人的越轨行为。　　1.在个人的各种有意识的活动中，我们认为，只有适用于经济生活，也适用于政治生活的那些努力，才是有益于文明进步的。至于同家庭生活相关的一切，应当置之不论。　　个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贪财谋权，至少是迷恋赌博、喜好投机取巧。法学家在职业上跟上述三种情况都很接近，我们只好把他们当作第四种情况对待；而且，他们的作用对我们的论证至关重要。　　人类天生是赌徒，嗜赌狂念犹如对异性的热恋。这两种激情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大动力。　　正是嗜赌狂念，以冒险投机为形式，产生了诸多重大举动。不错，原始游牧民在其小规模的狩猎和战争中也有些协作。但是，只有在史前的大规模狩猎活动中，众人协作达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揭开农耕事业的序幕。而且，大规模狩猎活动本身也揭示了发展农耕事业的部分原因。这种大规模狩猎活动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穿越新石器时代，直至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史时代，历久不衰。在《圣经》传说中，宁录①就被称为“英勇的猎人”，被奉为城市的创建者和用绞刑架杀人的政治统治的奠基者。　　这种同步性将我们带回到文明社会的草创初期。大规模围猎，导致那些喜欢冒险的人，在传统的社会约束之外，拉帮结伙，组成集团，准备过一种新的生活。此类团体不光打野牛、抓驯鹿，还要捉人，壮大势力，以便到处劫掠、俘获奴隶，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威。这些集团建造了一些巢穴式城市。巢穴式城市大概比避难式城市出现得更早，甚至是避难式城市的先声。　　在大致相似的环境条件下，**批农业实验，真的被那帮打破了传统束缚、干农活时手边还备着弓箭、长矛的先驱者搞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