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晚清

前言 李鸿章及其时代的困与变 李鸿章去世不久，梁启超即下判语：“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对垒，西方凭借船坚炮利不断取得胜利。“向何处去”成为清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对于早已构建出完整、成熟制度体系的华夏文明来说，西方文明虽然不受欢迎却无法抗拒，于是对待西学之感受与认知也就在中西不断接触与碰撞中慢慢发生变化。 李鸿章活跃晚清政坛四十年，与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关系极大，他不只是清政府的一名官僚、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更是担当起“国运”的时代**人。 当李鸿章登上晚清政治舞台时，鸦片战争已过去二十余年。他并非睁眼看西方的**人，却以一个低阶的汉人地方官员之身份登上清政府“全权大臣”的位置，并*终成为主导晚清洋务新政的关键人物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西学认知和实践的不断深入。 李鸿章对西方的态度，他领导的洋务新政以及他对西学的认识，代表了中国近代**次理性认识世界、融入现代文明的态度和深度，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晚清转型的路径。本书贯彻“论从史出”的原则，聚焦于李鸿章的言行，考察李鸿章西学识见之日益深化及其新政实践之渐次推进，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李鸿章在中西交锋中的个人转变以及转变时代的努力与限度。 作为一名传统士大夫，李鸿章初涉西学前，与大多数旧式官员一样，经历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李鸿章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对其性格养成带来的影响、儒学义理及经世致用思想对其人生事功之路产生的影响均不可低估。李鸿章追随曾国藩一起镇压太平天国是其人生的重要转变，而他率军驻扎上海，则使其对西学有了*初的感知。李鸿章在与西人打交道过程中，对于西方军事技术与军事文化较其他官员领会更多。不管是缘于洋枪队的“溢出效应”，还是李鸿章的“主动学习”，西学之于中国军队的影响，首先见诸李氏淮军。近水楼台的淮军遂从“叫花子兵”一跃成为晚清**支现代化军队。 李鸿章“自强”思想的产生契机与其初期的军事及行政实践密不可分，李氏“自强”思想方针的形成环境则决定了其自强实践之路径。李鸿章渐从“拿来主义”转型到寻觅“制器之器”、培养“制器之人”，创建了中国**批近代军事企业，培养了新式人才，从而结束了清军使用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局面，使清政府在军事装备上进入机器工业时代。 总督直隶为李鸿章自强思考与实践提供了新的平台。随着职任的变化，李氏肩承的使命、自我期许均有所提升，他全面审视清朝所遇“变局”，深化对“西学”的认知，推进各项洋务实践。“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迫使他对“自强”的认知从个人的命运提升到了大清国运上。 李鸿章的洋务实践是在与各种保守势力的对抗中艰难行进的，可以看出，李鸿章虽然不可能跳出封建士大夫的思维框架，但他能够直面国际形势的变化，积极应对，比起坚持“以忠信为甲胄，以义理为干橹”的顽固派，更具备完成时代使命的魄力和能力。 总督直隶期间，李鸿章的“自强新政”分别从军事、经济、教育等层面渐次展开。扩展天津机器局、筹建北洋水师、创办轮船招商局、推动“幼童留美”计划，分别可以看作他在上述几方面的代表性工程，当然各项实践的实际成效不尽相同。然而，甲午战败，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李鸿章等主导的“自强”新政未能达到既定目标。 失势之后，李鸿章得缘游历欧美，眼界大开，其对西学的根源、体系及其功能与作用有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认识，思想有所更新。 全面考察李鸿章的“西学”实践之渐次推进，可以概括为“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从*初购买洋枪洋炮的“拿来主义”到开创机器时代“自力更生”，再到改革经济，希望国家富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师夷长制以制夷”，李鸿章的洋务新政是一个渐变与不断调整的过程，体现了他本人的西学摄取对于洋务实践的引导与推动，以及洋务实践促使他对西学进行探究与选用。 然而在剧烈动荡的晚清“变局”时代，李鸿章无论如何努力，毕竟有着自身及社会不可摆脱的限度，尤其是在他对西学的认知与体验*为有成的时期，却因政治原因，远离了“自强”实践的前沿。他对西学的认知与实践并不完全对等，实践源于认知，而认知超越实践。许多新政实践由于各方面的制约而难以顺利推进。李鸿章的努力是应时之为，李鸿章的失败也是时代之果。 只有了解李鸿章，在某种程度上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近代的问题，以及晚清转型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