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与尼采

　　《叔本华与尼采》：　　从同一根源上产生了两幅图像的差异，这两幅图像都形成于人类内部的意义区别。在叔本华身上偶尔会爆发而出的精神贵族式的高傲，是与其基本信念自相矛盾的。生活是单调的，因为生活中本来就缺乏任何可让人据以确定价值差异的标准；这种单调必然蔓延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去。倘若没有任何存在具有积极的价值，而是，在他看来完美的事物，越完美，就越趋于毁灭，并仅仅因此而博得人们的好感；那么，不仅存在的那些瞬间，而且由它们构成的整个序列，都必定具有可怕的单调性，缺乏应有的等级差别。他至少也在表述道德使命的时候，得出了这个结论：道德高尚的人在自己与他人之间不做任何区分，他在理论上虽然还不是自觉地，却在实践上认识到了一切存在者深刻的形而上的统一性；与统一性相比，个体化的差别只是一种迷惑人的假象，是我们主观的观念形态的结果而已。似乎我们人类的本质根源的绝对统一性，不是我们*终的无差别性的根据，恰好相反，绝对统一性，是对此无差别性的表达或者反映，它的出现正是因为能产生差别的*终生活目标的缺失。与之相反，现在必须重新设计那样的目标，就像尼采所做的那样，以明显的等级差距和高贵性去取代那种形而上的民主。全部生命的发展在其所有载体中并不是匀速进行的；确切地说，其形态乃是：我们人类在每一时刻都是一个由或多或少有所演进的诸多实存者组成的阶段性结果，其中那些*发达者分别显示生命在相应时刻业已达到的程度。假如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是趋向无限的，那么各个发展级别之间的差异，也就意味着个体之间确定的价值差别。发展原则令尼采成为贵族，因为它将此在的每一较低级别的意义移入了高于前者的下一级别中。但较高级别出现的条件是，必有或曾有一个较低级别。与“上帝面前的平等”和每个人类灵魂本身的绝对价值相反——这一切在叔本华看来，显然是仍旧带有消极特征的——对于尼采而言，只要此前没有过较低级别的价值，就绝不会产生任何价值；而且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不可能获得一种绝对价值，除非它已经是一个较低阶段的更完善的发展，同时在此变化过程中它具有其存在的意义，且能成为下一更高阶段产生的条件。如果生命就是发展，那么其形式的贵族式差异性，就会被逻辑的夹子卡人发展之中——而全部目的的缺失，将令这些形式降至不言而喻的普遍的低水准。　　两位哲学家对他们相同出发点——对绝对的存在目的之否定——的不同态度，*终恰好鲜明地表现在叔本华取消世界的价值后所趋向的那种价值上。但凡除了瞬间之外，既无绝对目标，如基督教那样，或者也无相对目标，如尼采的发展理论那样，此时的价值重心*终就会不可避免地转移到瞬间本身所包含的那些动机上，转移到快乐与痛苦上。谁要是拒绝生命的任何目的，必然成为幸福论者，因为这时在他们看来，快乐与痛苦，就是由无数瞬间组成的生命的那些仅有的亮点，而这些瞬间均不具有超出自身之外的重要性。痛苦的总量巨大，既不可以用可能达到的一定量的幸福抵消相应数量的痛苦，也不可能通过任何幸福感弥补痛苦。这一切——姑且不论关于痛苦程度的所有问题——对叔本华而言都是经验事实，从而也是证明这个一开始就凭借其意志特征得以确立的世界之无意义性的自决性依据。他所提供的作为对世界之谜的实际解答，就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按此价值取向，这种否定无非是对生命痛苦感的解脱。面对瞬间价值的这种绝对化趋势，尼采则显得更有把握，因为他的发展价值的本质，恰好在于对每一个瞬间的克服。在他看来，把生命的价值维系于痛苦与欢乐，无论在程度上还是理由上，都如同对一切生物在道德上等价齐观，必然是反常的：这实际上是将价值感驻留于实存的广阔的暂时性上，然而为了向存在的顶峰发展，这个暂时性注定要被克服。生活可以说每次都伴随着痛苦与快乐撞入了一条死胡同；而人们却每次都把这个死胡同视为终极性，这或许无异于在一个句子中间就画上了句号。因此尼采从其发展理想出发，把痛苦与欢乐正确地称为“伴随状态”。苦与乐纯粹是些返回主体的对生命之继续运动的反映；生命的目标，亦即我们人类的各个更高级的属性，因此不允许对那些东西有所眷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