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下)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虽然西班牙派遣很少军队到那里去——欧洲的小君主也同样有能力派遣那么少军队——，但是它却征服了两个大帝国和一些别的大国。　　当西班牙人发现并征服西方的时候，葡萄牙人从东方推进，进行征服和发现。这两个国家互相遭遇了。它们诉诸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划出著名的分界线，判决了一项大争讼。　　但是其他欧洲国家不让西葡二国安享他们分割到的份额。荷兰人把葡萄牙人从几乎所有的东印度地区驱逐出去；许多国家在美洲建立了居留地。　　起初，西班牙人把发现的土地看做是征服的对象。但是比他们更高雅巧妙的民族却发现这些土地是贸易的对象，并以这种看法指导他们的计划。几个民族的做法是非常聪慧的：他们把统治权交给商人的公司。这些公司管辖遥远的国家纯粹是为着商业；它们成了一种附属的大国，而不使本国感到为难。　　人们在那里建立的殖民地具有一种附属的性质；不论今天的殖民地是属于国家本身或是属于某个建立在国内的贸易公司，都是如此。在古代殖民地中，这种事例是极罕见的。　　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是要在比同邻近民族贸易还要优越的条件下进行贸易。同邻近民族贸易时，一切利益是相互的。既成的惯例是：只有母国①可以同殖民地通商。这是有重大理由的，因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扩展贸易，并不是创建一个城市或一个新的帝国。　　因此，欧洲仍然有一条基本法，就是：同外国殖民地进行的一切贸易都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非法营业”，应该依国法治罪。关于这点，我们不应该依据古代民族的法律和事例去判断；这些法律和事例在这里几乎是不适用的①。　　人们又公认，母国间建立了贸易，并不因此就可同殖民地进行贸易。殖民地永远是在禁止之列的。　　殖民地失掉了贸易的自由。它们的这种不利的地位显然由于母国的保护而得到补偿；母国用武力保卫它，或用法律支持它。　　从此就引申出欧洲的第三条法律，就是：当外国被禁止同殖民地贸易的时候，外国就不得在殖民地的海域航行，但经条约规定者不在此限。　　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就好像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样。国家也和个人一样，受到自然法和它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拘束。一个民族可以把海割让给别的民族，也可以割让土地。迦太基人要求罗马人航行不得超过某些界限②，就好像过去希腊人要求波斯王老是要远离海岸在一匹马所能奔驰的距离之外③。　　我们的殖民地极为辽远，这对这些殖民地的安全并无妨碍；因为母国保卫它们虽然感到辽远，但是母国的竞争国要征服它们也是同样辽远的。　　此外，由于距离遥远，到那里去殖民的人不能适应那么不同的气候下的生活方式，因而不得不从本国携带一切使生活舒适的东西。迦太基为了使撒地尼亚人和科西加人更加从属于自己，便禁止他们垦殖、播种或制作任何同自己相类似的东西，违者处死①。它从非洲把粮食运给他们。我们已达到相同的阶段，但没有使用那样严峻的法律。我们在西印度各岛的殖民地可真妙极了。它们拥有的贸易物品是我们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而它们又缺少我们的贸易物品。　　发现美洲的后果就是把欧洲、亚洲和非洲连接起来了。欧洲同亚洲那一大块称为东印度的地区进行贸易，美洲则把贸易的货品供给欧洲。银，作为一种标记，对贸易是很有用的金属；但这时，作为商品的银，又已成为世界上*庞大的贸易的基础了。未了一点：非洲的航行成为必要的了；它供给人手到美洲的矿山和田地去工作。　　欧洲的权势已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经常维持众多的部队，甚至维持那些*无用的、只是为炫耀而设置的部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将了解欧洲的权势已是历史上无可伦比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