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来仪

　　1979年爆发的南疆保卫战，把军旅诗创作推向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大量的战场和战壕诗，如长江、黄河奔涌的潮头般蜂拥而至。除了诗人纷纷走上前线，体验战地生活，激情满怀地写作；在老山和法卡山前线，还出现了许多战士诗社，上至将军，下到士兵，利用战斗间隙，兴趣盎然地在罐头商标上、香烟盒上甚至在手纸上写诗。这股由局部战争引发的诗潮，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仍方兴未艾。与以前的战争诗相比，南线作战中涌现的战争军旅诗在多方面有所突破。这些作品不再单纯地表现我军英勇豪迈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气概；诗的触角开始伸入20世纪80年代普通士兵的心灵世界，体现因战争残酷而引起的神经末梢的震颤，同时有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军人命运的反思。可以说，南线战争诗是新时期军旅诗歌变革的先声。这种变化，*早在李晓桦的创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李晓桦在《昆仑》编辑部担任诗歌编辑。1984年，他到云南前线采访，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南疆之行后他交出的诗歌，明显超越以往同类作品对正义战争的宣扬、对英雄人物的廉价歌颂，而是直面浸透鲜血的战争产儿：死亡与毁灭。他的《我的墓志铭》《士兵谈论死》《这里埋着一个女兵》和《一棵被削掉顶冠的大树》等一系列诗作，在《青春》杂志发表后引起相当大的反响。不久，他出版了获得全国新诗集奖的诗集《白鸽子，蓝星星》，还在《收获》发表了试验意味强烈的长诗《蓝色高地》，引起诗坛极大关注。　　受南疆诗歌创作激励，以潇洒俊逸的创作风格把这个时期的军旅诗坛搅得风生水起的，还有在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担任歌词创作员的贺东久。以贺东久为圆心的南方军旅诗人，有邓海南、程童一、孙中明、孙泱、葛逊、汪沉、李峰、阮晓星等。贺东久长期走诗歌与歌词并举的道路，两条战线均硕果累累。他的诗歌创作把军人置于战争的背景中，想象力丰富，常有惊人之笔。在他的诗里，战士的头颅是“装满思想的炸弹”，士兵的眼睛是“天生雄性的太阳”，士兵的钢盔是盛开着金葵的“桂冠”，士兵的墓地是“庆贺战争惨烈的精制蛋糕”，洋溢出一种粗犷、豪爽和惨烈的美感。　　在持续几年的南线战争诗歌创作热潮中，将军诗人朱增泉异军突起。他是以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这一高层指挥员身份走上战场的，当时他年过半百，没有任何文学创作经历。集团军热爱诗歌的官兵在前线自发成立“橄榄诗社”，创办《橄榄风》诗报。他以一个思想政治工作领导者支持战地文化的姿态，在这张诗报上发表了他的两首很短的习作《钢盔》和《迷彩服》。之后他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在《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和《昆仑》等文学大刊发表了一系列风格迥异、想象力奇特且浩浩荡荡的长诗，在军旅诗坛引起很大反响。他主要收录战争诗作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其中《地球是一只泪眼》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把南线战争诗歌一波波推向纵深的，除了李晓桦、贺东久、朱增泉外，当时活跃在军旅诗坛的李瑛、纪鹏、喻晓、杜志民、胡世宗等新老诗人也功不可没。但就作品的分量和诗歌技艺而言，还必须等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周涛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及由刘立云、蔡椿芳和简宁三人组成的“战壕诗会”的系列作品的出现。周涛完成于1986年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具有宏大架构、史诗气象，探讨了战争的起源和对社会进程的推动及颠覆。但因种种原因，这部长诗未及时以全貌面世，也没有出现诗人自己所期待的社会反响。1987年夏天，由《解放军文艺》的诗歌编辑刘立云牵头，组织简宁、蔡椿芳两个年轻诗人，奔赴南方前线举办“战壕诗会”。在同年的《解放军文艺》8月号隆重推出的战争诗特辑中，有蔡椿芳的长诗《南殇》、刘立云的组诗《红色沼泽》和简宁的长诗《麻栗坡》。这些诗作以罕见的篇幅和分量，在主题、语言、诗歌内容和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与传统的“李瑛模式”大相径庭。如果说南线战争诗是新时期军旅诗歌变革的前奏，那么这次“战壕诗会”则是对传统军旅诗的一次壁垒分明的挑战。　　在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之后，马合省抒写长城烽烟的《老墙》，王久辛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狂雪》，李松涛借评判《水浒》而省察中华民族历史的《无卷沧桑》等蜂拥而来。到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战争的朱增泉收不住思绪中狂奔的烈马，一部接一部地写出了《前夜》《国风》《世纪的玫瑰》和《黑色的辉煌》等长诗。在《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一诗中，他深切地表达了对和平的祈望：“每场战争结束／死去的士兵，在活着的士兵心里／继续活着；活着的士兵／在死去的士兵亡灵陪伴下／去寻找人生。”至此，他因完成了用诗歌思考个人、国家和人类命运的宏愿，訇然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