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

从国际比较来看，学界倾向于认为中国文明早熟，这包括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而经济方面尤为突出。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是早熟形态，于纪元前，即已完成西欧中世纪以还的经济演变历程”（侯家驹：《中国经济史》（上、下），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着“超前”的、丰富的经济实践和政策体系，却未能产生影响深远的经济学理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写道： 在中国，我们确实发现有一套处理当时农业、商业与财政问题的高度发展的公共行政制度。尚存的中国古典文献常论及这些问题……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编出一套经济政策的完整体系，而且那里还有一些货币管理与兑换管制的方法，这似乎先得有相当的分析才行。由一再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现象，无疑曾经受到文化修养远比我们高的人的注意和讨论。但是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6页）。 熊彼特关于中国经济早熟但分析滞后的困惑权且称之为“熊彼特之问”。 “熊彼特之问”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认中国古代商业特别是货币经济的发达，二是中国先贤（尽管“文化修养高”）未能就丰富的实践经验“进行推理”总结，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经济思想，用他的话说是缺乏“分析”，因此还够不上科学。以此论点来观照当下中国，亦是一语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增长奇迹、减贫奇迹为举世所公认，但关于中国的伟大叙事，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总结和升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还非常弱势。回应“熊彼特之问”，将中国经验升华为中国经济学，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责任担当。本书即是这样一种尝试。全书共十一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侧重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下篇侧重于对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经济学，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上篇有三个关键词：改革、发展、稳定，概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离不开这三点。**章讲改革，第二章和第三章讲发展，第四章至第六章讲稳定。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的启幕，就不会有后面40多年的发展，更不会有社会的长期稳定；而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难以推进改革和发展。改革发展稳定的三位一体、三维统一，与“华盛顿共识”以及休克疗法有着根本区别，是中国创造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法宝，是真正独特和值得借鉴的中国经验。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只有把握好三者的辩证关系，中国这艘航母才能行稳致远。**章通过阐述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改革与开放的“多重均衡”、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以及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一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程和逻辑，另一方面也指出未来改革的方向：如果说40多年前中国改革的起点和重心在市场，那么40多年后中国改革的起点和重心在政府。第二章通过资产负债表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借此可以看到中国发展的成就（如财富积累）、面临的风险（如债务“灰犀牛”），以及资产、负债二者之间的匹配与错配，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并对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方向做出评判。这一新维度还进一步揭示出：中国的债务扩张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形成机制完全内嵌于中国赶超发展的大逻辑。第三章讨论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概括为四个关键词，即创新、开放、分配和法治。创新、开放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关涉经济基础；分配、法治直接回应新时代人民的关切，关涉上层建筑。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实现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赢得更长的战略机遇期，为迈向全面现代化开好局。接下来的三章都是从宏观调控的角度谈稳定。第四章强调金融周期理论为创新宏观调控提供了新的维度：运用金融周期方法估算潜在增长率；宏观政策不能“短视”，需要兼顾中长期；全球金融周期制约了开放条件下的政策选择；金融周期理论凸显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第五章讨论了中国特色的预期管理。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中国预期管理形成了整个时间轴上的预期管理谱系，有着鲜明的特色，即不仅有应对短期宏观稳定的预期管理，也有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百年发展目标。这些都会塑造社会预期，起到锚定预期的作用。此外，通过“底线思维、区间调控、跨周期安排”实现预期管理模式创新，以及强调预期管理要更加重视制度、规则和政府信誉而不仅是沟通技术，都富有中国特色。第六章是对宏观调控的一个全面总结。基于中国的“结构性调控”，提出“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与政策界在危机后的“觉醒”和转向，这恰恰印证了中国宏观调控经验的独特价值。新时代的宏观调控创新，如寓改革于调控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跨周期调控、预期管理等，经过我们进一步的完善和总结，将可能成为“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新内容。下篇共五章，内容分两部分：第七章和第八章讨论主流经济学的危机和出路；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讨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主流经济学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形成第三次“范式革命”，这给中国经济学发展带来契机。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向上：新范式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发展经济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第七章探讨了主流宏观经济学面临的四大危机：基本信念危机、方法论危机、“形式化”危机和忽视金融的危机。未来宏观经济学应朝着以下方向发展：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推进宏观经济学的融合，重建危机经济学，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第八章从现代货币理论（MMT）出发，讨论非主流经济学如何突围。非主流经济学往往是从问题出发，立足现实，而并不刻意追求方法的“先进”、形式的漂亮、理论的完美。由此带给中国经济学如下启示：不追求“看上去很美”，首先要解决好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再逐步将中国发展经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第九章讨论了新范式宏观经济学。新范式的核心在于“把金融找回来”。通过金融周期、金融网络与宏观金融关联，在构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方面进行拓展；通过在险增长、跨周期调节和资产负债表方法，促进新范式宏观经济学的实际运用。第十章讨论中国版发展经济学。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骄人成就的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有资格、*有能力写出自己的发展经济学。本章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经济学的演进轨迹，并探讨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版发展经济学的特质和灵魂，在构建中国版发展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初步尝试。第十一章可以说是全书的大总结，篇幅也较长，重点讨论了中国经验如何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内核。先是对中国当代发展经验（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的理论概括，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坚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三维统一、实现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激励地方竞争，以及把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然后讨论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如何塑造了“中国特色”，努力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基因。*后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剖析，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新方向。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不仅仅是回应“熊彼特之问”，更是要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时代是出题人，人民是阅卷人；这个大写的题目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当前，我们已经实现了**个百年目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理论回应，就是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这也是时代和人民赋予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