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研究

告别20世纪的悲怆之歌 陈晓明 贾平凹在年逾花甲时又迅速出手作《老生》，就是再不客观的人，都难以否认他在文学上的创造力，至少他的勤奋是不可诋毁的，他对文学的奉献是无法漠视的。想想看，《秦腔》那么厚实的作品后有《古炉》，在乡村的泥地上看历史风雷激荡；随后又有《带灯》，乡村的今日现实被表现得如歌如诉，如怨如艾。《老生》着实令人惊叹，那是一个活得没有年岁的唱阴歌的唱师唱出的悲怆之歌，是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让人想起贝多芬耳聋后作出的那种旋律。这是21世纪初中国的腔调，历经百年沧桑，唱师的嗓音已经沙哑，但字字泣血，句句硬实，20世纪的历史，历历在目。对唱师来说，说出是他的职责；对贾平凹来说，那就是他的历史和命运。 这本被“烟熏火燎”的书写得并不顺利。过了知天命之年，写作不那么顺手，不是江郎才尽，而是总要触碰难度。贾平凹曾说他写《带灯》还伏在书桌上哭泣不已，后来在山坡上看到乡镇女干部那一袭花衣如野花一般绽放，灵感有如天助，写出了《带灯》。这回写《老生》看来是更加艰难，多少有点浪漫的故事已经消失殆尽，只有更加纠结的犹豫和更加艰难的选择。 小说的写作起因于数年前除夕夜里到祖坟点灯，跪在祖坟前的贾平凹感受到四周的黑暗，也就在那时，他突然有了一个觉悟：那是关于生死的感悟。从棣花镇返回西安，他沉默无语，长时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什么都不做，只是抽烟。在后记里他写道：“在灰腾腾的烟雾里，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显然，贾平凹是由他祖辈的历史去看中国20世纪的历史，他不想回避，也不能回避。小说的封底写着四句话：“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要讲自己的历史，要说出想说的话，得有多难？要在祖坟上磕头，要在书房里“烟熏火燎”，要经历三次中断，要站在高山上，得要经过一个可能已百岁的如妖如怪的老唱师之口。这么难说出的故事，这么难地说出，可能就是汉语文学发生的地方？ 这部借唱师之口唱出的作品，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次还原式的书写。按理说，这段历史的书写已经够充分了，几乎穷尽了，几乎枯竭了。但是这段历史真的写透了么？真的没有可写的了么？真的没有写的角度吗？正像阿兰·巴迪欧在《世纪》的开篇追问的一样：“难道这个世纪不是历史长河中*重要的世纪吗？”贾平凹这么一个大作家、老作家，又站在高山上，要完成一次书写，一次如同在祖坟前的磕头一样的书写。纵观贾平凹的写作，他还真是没有大历史的故事，他习惯于在西北的一个地界、一个村庄来布局，他能拿捏得准那些琐碎的人和事。自然朴素又怪模怪样，有棱有角又有滋有味，那是道道地地的乡土中国味的小说。五十岁以后的贾平凹反倒感奋于大历史，《古炉》把大历史往小里做，做到一个村庄。《老生》则是把村庄、小事件、小人物往大里做，做到20世纪的全部历史中去，做到20世纪的中国的生与死中去。尽管贾平凹说：“如果把文学变成历史，文学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但他这次是要把文学放在历史中来做，这是相当明确的。过去贾平凹的小说贴着生活走，并不在意历史大背景，小说的历史充其量也就是改革时代的当下现实。《老生》是他一定要过的一关，他怎么处理20世纪的历史，这是他对自己的考量，即使有那么多的处理先例他也在所不惜。 擅长讲小故事的贾平凹如何面对大历史，这是一个难题，但难不住鬼才贾平凹。他果然有想法，且手法凌厉大胆。20世纪的历史再大，也大不过《山海经》的历史。《山海经》作为导引的历史处理方式，给贾平凹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这是小说叙述方式上的，也是历史观和世界观意义上的。在祖坟上磕头磕出来的生死感悟，只有这样的历史才能容纳得下，才能与其浑然一体。 于是唱师这个幽灵般的讲述者被请出来了，其实他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放在21世纪初中国如此轰轰烈烈的舞台上来看《老生》的出场，它甚至具有行为艺术的意义。就像多多1998年在《早年的情人》里写的那样：“教我怎样只被她的上唇吻到时/疯人正用马长在两侧的眼睛观察夜空” “为疯人点烟的年龄，马已带着银冠/寻找麦田间的思绪：带我走，但让词语留下……”《老生》在贾平凹的写作史上，与当下的宏大布景和文学现实，都不是多么协调。但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协调，它就显得协调，并且意味深长。想想疯人用马的眼睛看夜空，想想为疯人点烟的年龄，想想“马已带着银冠”，那就是《老生》了，只有如此苍老的《老生》才能在这个时刻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