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浮躁》研究

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 李　星 在平凹的小说、散文创作中，我们能感觉到一种浓重的民族审美意识同当代生活的结合。他笔下的人物命运线索的起承转合，让你想到中国的传统戏曲，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亲切迷人的感觉，也让人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自然、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哲学情致。他艺术结构和艺术表现中那种重精神、重感情、重气韵的审美境界，常使我们看到同中国文人诗画的内在联系。纵观贾平凹早期和近期（特别是1984年以后）创作风格的变化，我们又能看出他在借鉴学习中国传统艺术方面选择重点的不同。如果说在早期作品中，他看重的是宋元明清诗画和小说中的自然意境、浪漫气质的话，那么到《商州初录》以后，他更痴迷于恢宏博大、古朴浑厚的秦汉之风。他认为：“在整个民族振兴之时振兴民族文学，我是崇拜大汉之风而鄙视清末景泰蓝一类的玩意儿的。” 《浮躁》的整体结构确类似于霍去病墓前的汉石刻《卧虎》《蟾蜍》，其中的生活本事就像取之于山野的一块自然之石，序言、祭文就像作家出之于心，从蹈大方所大笔勾勒出的线条，有了他们石头就如龙、似虎，获得了艺术的大气象、大生命。 “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序言一中的这段话和关于州河气象的描写，在《浮躁》的艺术结构中确有画龙点睛的整体意义。就像汉代艺术家在一块极不规则的片石一角打出几个象征咀眼的线条，它就不再是一块石头，而成了一个稳重有力的生命的蟾蜍一样，这篇序，也是混沌的州河世界的咀眼，有了它整个石头就有了生命，没有它，它只能是旁边游人不屑一顾的石头。如果没有序言，《浮躁》也是一篇小说，但它的气度规模将比现在小得多，如果把它放在作品后边，则就成了一段不能进入艺术结构的纯说明文字。人们谈《浮躁》必先经过这个象征意义的眼，而后边的生活都趋向于这个眼。这个眼是艺术家赋予的，它是艺术家自己的精神、观点，它又赋予全作以精神生命。 过去人们习惯于将爱家乡和爱祖国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乡关、乡土之情既可以通向爱国主义，又可以通向狭隘的地域观点的反爱国主义。小说作品不能离开具体生活范围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但是作家的乡土之情之爱的大和小、偏狭与宽广在审美效果中又是有差别的。这是胸怀的差别，是精神视野的差别，他们的差别必然造成艺术境界、气象的差别。因此作家的乡土感情也要升华，作品中的地域文化也要有面向历史、时代的超越。在贾平凹的某些商州作品中确有升华、超越不够的问题。《浮躁》表现出作者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这是今天的他对昨天的他的自觉，是在家乡在整个祖国中的地位的自觉，是在家乡的文化裂变与变迁中把握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裂变与变迁的自觉，它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浮躁》的艺术面貌。《浮躁》中自然会有剪不断磨不掉的家乡之情和个人经历烙印，但他们却比作者以往作品中的乡恋乡爱更为扩大充实。一种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爱和时代的激情，一种源于这种爱和激情的历史信念，形成作品的内在冲击力。 在贾平凹以往的作品中自有其写出了时代大厦的一雕梁一画栋，现实生活大树的一枝一叶，历史长河的一瓢一脉，社会心理的一角一面的意义，但还从未有像《浮躁》这样敞开胸怀，直面生活、拥抱时代，以一种恢宏的气度概括在发展中的广阔现实的作品。因此这对于他，创作决心的下定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在艺术表现上也从未如此几易其稿，煞费苦心。他有许多话要说，他有极深的意旨要表达，原有的表现方法、艺术经验显然不够用了，而对新方法之是否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社会所容纳，他似乎又缺乏必胜的信心。可贵的是，贾平凹不想掩饰自己艺术把握上的这种惶惑之情并且真诚地将自己创作过程中的矛盾心理作为序言二推到作品的前面，极状自己构写这部长篇的无信心。真诚的东西，发自作家灵魂深处的东西，不论是以形象的形式还是以观念的形式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总是能够被接受和理解的，正像虚假的东西，没有内在灵魂作依托的东西，不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不能被接受、被理解一样，贾平凹的执拗和坦诚也收到了积极的审美效果。序言二不仅和序言一一样成为全作的有机构成之一，而且从另一面显示出《浮躁》在贾平凹全部创作中的意义。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具有对于时代对于读者双重责任感的作家，在祖国前途、人民命运和个人艺术前途、命运之间的痛苦的选择。 1980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在艺术自觉到自身，扩大着艺术的功能的同时，也出现了不能直面现实矛盾的偏颇，它从另一面又削弱着艺术的功能和力量。正如某些论者所指出的，这似乎已形成了一种以超脱为粉饰的怯懦的文化倾向。这种倾向也在贾平凹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迷乱，他不自觉地向某些有偏颇的舆论认同了。在关于自己艺术前途和艺术生命力的选择上，他也以为自己以往的成功是在技巧的出新和形式的别致，而作为他成功因素的深层原因，他与人民、与现实、与时代的生命感应的一面，也被他自己忽略了，没有被推到创作意识的前台。然而中国的历史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政策的贯彻和实践，在胜利地推进了一段以后，又出现了十分复杂微妙的态势，构成中国改革阻力的原因比预想的要深刻复杂得多，中国的改革也比原来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当然，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在《腊月·正月》等作品中，贾平凹也描写了改革的阻力，但现在看来，那种以为极少数商品生产带头人只要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他的榜样的力量就会成为一面面飘扬的旗帜，人们都会奔着他来的描写，实在太轻松了。（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也保留在《浮躁》中）但是，而今的中国改革竟又到了另一个十字路口，改革的前途生命、中国的前途生命的重要和影响已经放不下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的书桌。精心装扮起来的新田园诗的框架也已经装不下现实的苦恼和忧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如果说以前的贾平凹的艺术是非自觉地感应着现实的脉搏，而现在他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现实，在迷惘中沉思，在沉思中求答案，全身心地回答生活和现实的挑战。然而他以往的创作心理错觉和艺术定势、又一下子适应不了这种纷至沓来的现实感觉和复杂心理，于是陷入一种似乎是舍“高”就“低”、舍雅就俗的矛盾和苦恼之中。他似乎认定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是低的，是一种倒退，所以他才一再申明“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他认为这种写实的办法，对自己“不那么适宜”，对自己是“一种束缚”，他反复谈到自己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又自我宽慰地把写《浮躁》的受苦当作一次修性练笔的手段。这是何等真实的坦白！又是何等没有自信心的自我辩解！而这种明知挨骂也要写下去的创作冲动，却也使一个艺术家的执着与在心灵深处和人民的联系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