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

本书并不想对女性的愤怒展开情感上的探索。已经有不少书细致深入讨论过人际关系中的愤怒心理学以及愤怒给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也有很多作者一直在尝试探讨女性所感受、所表达的愤怒有哪些内在维度。有人认为女性天生愤怒，有人则指出女性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愤怒。对于女性在家庭生活、伴侣关系、朋友交际和工作场所中展现的愤怒，有不少书籍都提供了自助指南和批判分析，本书并不会提供这些。当然，本书会触及许多女性对于愤怒和沮丧的个人感受，以及这种感受在政治话语里得到的回响，毕竟对于女性而言，这种个体的感受从来都与政治脱不了干系。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本书剖析的是女性愤怒和美国政治之间的具体关系，即美国妇女的不满和憎恨常常如何引发了那些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运动。本书探索了盛怒，这个许多女性极力想要隐藏、想要伪装、想要远离的冲动，在决定女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进程中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本书同时也探讨了女性愤怒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以及女性愤怒如何影响着人们对女性领导人和政治候选人的看法。 在美国，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不肯顺从、顽固执拗、狂烈暴怒的女性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当下，引领了我们的行动，也推动了我们的艺术。我们应当了解这些。 …… 我是一名白人女性，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一直保持着愤怒。有时我是为自己愤怒，但更多的时候是对政治和不平等愤怒。我对这个世界荒诞的不公平感到愤怒，对这个国家的建立方式感到愤怒，也对这个国家至今仍然将特定人群排斥在外、予以打压感到愤怒。其中的一些愤怒成了我职业生涯的驱动力。十五年来，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在从女权主义视角报道媒体、政治和娱乐界的女性。这份工作本身就扎根于愤怒，那些对我的文字感到恼火的批评家又反过来让我的愤怒越发激烈，也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视角，对种族、阶层、性别、身份和机会等问题进行更缜密的全新思考。我珍视自己的愤怒，也珍视别人的愤怒，尤其是女性的愤怒。 可是，这样一个世界，我也身处其中。这些年来，愤怒引领着我写作，我却让这种愤怒变得面目友好。我接收了这个社会传达的讯息，认为公然的愤怒过于夸张，让人讨厌，毫无必要。（真的，太过头了。）我努力迎合这些看法，在写作中压抑自己的怒火。我再怎么冷静地思考这个社会存在的性别、种族和经济不平等问题，也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轻信那些广为流传的错误观念，以为如今的形势已经好转，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通过公开展示暴怒来有效解决问题。从我**次学到毫不愤怒版的马丁?路德?金演讲开始，从我**次意识到自己被称为“德沃金主义者”——有些人评论我的报道时把我比作激进女权主义者安德丽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不是件好事开始，我就领会到了这种无声的警告：在这个仍由男性思想主导的世界里，女性若是讲话太大声、太挑衅，会让人觉得毫无魅力、愚蠢至极。公开展示愤怒不是个好主意。就算事态真的很糟糕，也应该采取非对抗的解决方式，这不仅是策略性的考虑，也是美学和道德层面的考量。 …… 很多年来，我都在试图美化自己内心深处凝结的愤怒，让它变得可以为所有人接受。然而在允许自己发泄这些愤怒的时刻，我瞥见了愤怒的力量。我们谨慎克制自己的愤怒，但愤怒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愤怒是一种交流工具，能帮演说者和写作者释放表达，也能给那些有着各自烦恼的听众和读者带来慰藉。 我们当中那些感觉愤怒的人，那些煞费苦心隐藏愤怒的人，那些担心愤怒带来恶果的人，那些担忧发泄愤怒有碍于实现目标而牢牢压制怒火的人，都必须认识到愤怒常常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表达方式。愤怒是一种力量，为那些激烈而紧迫的战斗注入必要的能量、强度和紧迫感。更大而化之地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愤怒是正当合理的，它并不像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丑陋可笑、歇斯底里或者微不足道。 起初，我决定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借此疏导、理解自己的愤怒，剖析自己是如何抑制愤怒，又是如何用更受官方欢迎的东西来遮掩愤怒的，但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整整两年里，不管是政治媒体还是流行文化，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甚至于我的朋友每天都在告诉我，女性没有理由愤怒。他们告诉我，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之路不会遭到性别歧视的影响，事实上她才是拥有更多权力的候选人。他们告诉我，人们之所以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不是出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者仇外情绪，而只是因为经济焦虑。他们告诉我，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特朗普支持者的愤怒，让这些美国白人陷入这种特朗普式狂热情绪的，正是那些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活动分子的过激言论。我觉得自己也许会因为无法充分表达的愤怒而迷失方向。 于是我开始剖析美国女性的愤怒，审视这种愤怒遭到了怎样的压制、阻拦和贬损，虽然我十分确信这种愤怒在美国的成长与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我开始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写作有关女性愤怒与社会变革的话题，也由此开始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的女性是如此深切、如此绝望地想要谈论自己的愤怒。她们告诉我，她们需要阅读有关女性愤怒的讨论，需要书写自己的愤怒，需要谈论自己的愤怒，哪怕只是给我写一封邮件，或者给自己的朋友发推聊聊天。她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抑制自己的愤怒，哪怕再多一秒。她们到底希望从这种愤怒的发泄中获得什么呢？我问过许多人。一次又一次，我得到的回答都是：为愤怒正名。 因此，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正名：那些愤怒的女性并不孤单，也不疯狂，更不会让人反感。事实上，女性的愤怒在美国历史悠久，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这历史被刻意隐藏了。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些女性会突然开始愤怒，也会因这种突如其来的暴怒感到困惑，而她们并不是*先有这种感受的人，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女性表达过对于不公的愤怒。那些一直都在愤怒的女性已经做了很多，她们改变了美国的某些方面，也为女性树立了行动的楷模，提供了表达的范例。 我们必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团迷雾之中，可能会迎来一个转折的时刻——不是说所有冤屈都会平反或者所有错误都会纠正，而是说这个国家的舵手有可能迎来巨变。美国的进步往往要让人备受煎熬地等上许久，但有时一些沉闷可怕、伤害极大的挫折却也在断断续续地推动进步的发生。我们如今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需要注意到、也需要认识到，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自己因何愤怒，想想什么需要改变，就有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因为，改变是可以很快到来的。 2018年初，围绕性骚扰展开的“#MeToo”运动如火如荼。我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听到了母亲和姑姑给我讲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们在学术圈的故事。我母亲比姑姑大五岁，她们在缅因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上长大，在同一所大学里拿到了博士学位，进入了同一领域。我母亲回忆起她拿到博士学位后开始求职的经历，那时候很多招聘信息上都写着“本职位不招女性”。有一次去面试，她一走进去，对方就告诉她：“我们并不想招女性，只不过女性都没有什么练习面试的机会，我觉得不太公平，所以可以让你尝试一下。”在另一次面试中，对方也告诉她：“你的条件很不错，但我们部门里已经有一位女性，足够了。”五年后，我姑姑也开始了求职。仅仅过去了五年，那些公然的就业性别歧视就不仅遭到指责，还被定义成违法行为。 带来这种改变的因素之一正是这些年来女性做出的努力，她们愤懑于自己遭受的歧视和骚扰，表达了愤怒，提起了诉讼。有些女性自己当上了律师，有些女性则致力于主张女性的权利，其中就有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正是这些女性近乎疯狂的愤怒改变了美国的法律体系，带来了包括《民权法案》在内的立法变革和立法保护。也正因为此，我姑姑遇到了不一样的求职形势，比起我母亲五年前遭遇的情景，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 就在同一周，我的朋友埃丝特?卡普兰（Esther Kaplan）和我谈论起这场老实说声势浩大到让人害怕的“#MeToo”运动。卡普兰是国家研究所新闻调查基金组织的一名编辑，她告诉我，这场狂热的运动让她想起女权主义意识开始觉醒的那个年代。上世纪70年代，女性会聚集在郊区的房子里或者市中心的公寓里，畅谈解放、平等和性别问题。她们学着以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学着认识家庭生活对自己的束缚，也学着质疑自己一直被灌输的观点到底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