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哲学讲堂:认识自我

　　“美国”显然不是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个人，因为好像当时有很多美国人都生气了。这样一来，“美国的愤怒”这个表达式便非常明显地牵涉到了集体意向性。换言之，我们已经把“愤怒”这种意向性状态指派给了一群属于一个集体的人，而不是一个人。　　但是分析到这一步，好像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集体”到底是什么？是类似于“在同一个电影院里一起看同一部贺岁片的观众”那样的松散集体，还是像一支久经考验的足球队那样内部关系非常紧密的集体？或者说，当我们分析集体意向性的时候，需要将其中的哪一类集体作为我们的典型性样本呢？　　一部分哲学家倾向于认为，即使是足球队这样的坚实的集体，其所产生的意向性，还是能够被还原为那些松散的集体（如看台上的观众）所具有的意向性的。甚而言之，那些松散的集体的意向性，*终还是还原为个体的意向性。　　那么，究竟这种还原是怎么产生的呢？以一群人排队买电影票为例，为何这群人会产生“我们一定要排好队，不能插队”这样的集体意向性呢？背后的产生机制是这样的：我看到你在排队，你看到我也在排队，这时候，我就会对你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我相信你具有这样的信念，即排队对于你自己来说是有利的。而你也应该对我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你相信我相信排队对我是有利的。就这样，不同的人对于对方信念的猜测彼此交织，就构成了集体意向性。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套机制得以运作的起点，依然是个体的意向性，或者是个体对别人所采取的意向解释姿态。　　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容易被复杂化了。按照上面的理论，如果有很多人在一起排队，并产生“要排队”的集体意向，那么背后发生的故事就是：A要相信B相信排队对自己是有利的，同时B也会认为A有这个信念，C有这个信念，D有这个信念……这实在是太麻烦了。这套理论与常识产生*明显的冲突地方就在于，我们平常在排队的时候，显然不会对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做出如此复杂的推理。　　面对这样的指责，那些主张要把集体意向性还原为个体意向性的人，还有进一步的说辞。他们说：“我们用不着把队伍里每个个体的名字全部列出来，但是我们至少得相信，大多数人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有些哲学家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见就是，如果你仅仅是相信别人也会和你做同样一件事情，你就会遗漏集体意向性中的意图，特别是“把事情做好”这个意图。　　我再来举一个例子：假设我和你都是同一个足球队的成员，我们都在绿茵场上奋力搏杀，并彼此产生了很好的默契与协同，而这一默契与协同本身又有一个更深的目的指向，即球队的整体利益。　　很显然，倘若这种默契感的产生，仅仅是因为我相信我协助你对我有利，并相信你相信你去协助我对你有利，而你也相信我帮助你对我有利……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整支球队的运作会如此高效（很明显，利益计算的环节越多，整个团队的运作就会越低效）。这也就是说，为了解释默契感的产生，我们还需要求助于某种精神黏合剂，即某种不可被还原掉的、作为集体运作之基础的集体意图。如果我们不预设这一集体意图存在的话，我们也就难以解释如下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很多人的确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不加思索地奉献自己的，而这样的集体也会显得比较有战斗力；与之相比较，那些个体成员一直各怀鬼胎的松散集体，则一遇风吹草动，便会作鸟兽散。　　顺便说一句，上述关于集体意向性不能被还原为个体意向性的论证，乃是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所给出的。他在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领域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根据上面的讨论，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集体意向性是一种不可被还原的、具有基础地位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是强大的社会团体得以形成的基础。　　集体意向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形成，乃是一个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话题。其形成既需要教育系统长期的灌输，同时也需要相关利益机制的积极反馈。比如，一个人所在的集体若要让其成员觉得它自己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名号，那么，该集体就要将各种各样的保障措施做到位，比如经济保障措施、劳动保障措施、医疗保障措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