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学在中国(百年译介与传播)

第四章 第三节 一、冰心是中国的泰戈尔式作家 我用“中国的泰戈尔式作家”来形容冰心，是想指出泰戈尔在印度文化生活与印度文学中所起的杰出作用，特别是泰戈尔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文学巨匠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大加发挥，只是概括地指出几点。我觉得泰戈尔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两大特点。**，他一方面尽情吸纳西方文明的优点，又敏锐地觉察出西方文明的严重缺陷。他的这种敏锐是因为他辩证地继承了东方文明，特别是印度文明几千年积累的广博精深的智慧。第二，他热爱人类，相信精神的力量是*伟大的。文学写作对他来说是对社会和人类的服务、奉献，不是斗争；文学是滋补饮料，不是武器（更不是“投枪”）；文学重在安慰、镇定、启发，不是咒骂、刺激、挖苦、打倒（不是“打落水狗”）。泰戈尔对西方文明的透彻了解是与他同时代的胡适、林语堂、陈独秀等人无法相比的。可是他并不“一边倒”，而是站得高，看得远。他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西方文明所做的评论，现在仍然能为全世界所接受与学习，这是值得肯定和深思的。泰戈尔强调应该重视印度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与特质，并非一种保守主义，而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时，他清醒地看到了其中的不足，并深刻认识到了东方文明的价值，因而他以高远的目光和超乎时代的认识，提倡应该捍卫印度传统和东方传统。 当然，我不是说冰心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或者在中国文学上的成就可以和泰戈尔在印度的地位和成就相提并论。冰心并不是“中国的泰戈尔”。在这一点上，应该看到，冰心是中国男尊女卑历史上得到新潮流解放的**代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还属于“必须保护”的类型，不可能达到泰戈尔那样受人普遍敬仰的程度。但是，冰心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就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在男权世界的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和其他名人平起平坐，已经是了不起的，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另外，促使中国真正接受泰戈尔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扩大到中国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良性作用的正是一位女性——冰心，这也是空前的。 冰心在文学创作和思想上对泰戈尔的接受，有其必然的原因。就20世纪初期的整个文学和文化氛围来说，对外国文学文化的学习是当时的一种文化潮流。在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来，这是冰心能够阅读到泰戈尔的作品并接受其思想影响的外部机缘。就冰心个人来说，她对泰戈尔的接受，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 冰心童年时代的成长环境是她接受泰戈尔思想的基础。对于冰心所受泰戈尔的影响，茅盾曾经指出，要了解和分析冰心思想的成因，固然应该看到她受到了基督教教义和泰戈尔哲学的影响，但这种因素只占了一半的比重。因为一种思想要产生影响，就必然需要有其条件。茅盾以“种子”和“土壤”作比喻，指出外来思想这颗种子如果要生根发芽，就必须有适合它的土壤。而茅盾认为的适合的土壤，就是一个人小时候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冰心成长于诗书礼仪之家，父母对她宠爱有加，她与弟弟年龄差距虽然较大，但关系却很好，她自幼在海边长大，对海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为她接受泰戈尔的“爱”的思想奠定了适宜的基础。例如，在她的诗歌中，海的形象经常出现，她对自然的爱，往往寄托在对海的描述与赞美之中。冰心在自传中还写道，由于童年生活的影响，“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城居，怕应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她的这种对于独处的喜爱，对于自然和静谧的喜爱，是她能理解并接受泰戈尔“无限”与“有限”思想的重要原因。此外，冰心对基督教的了解，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熟悉，使她对宗教具有一种开放的态度，因此对于泰戈尔所带来的印度教的观念，她也并不排斥，并能加以吸收利用。对此香港学者梁锡华曾撰文指出冰心的宗教思想“既是耶、是佛、是印，也是非耶、非佛、非印”。 在《文学家的造就》一文中，冰心认为一个人要成为文学家，必须具备以下一些条件：家庭中要有文学的氛围；出生在风景美好的地方；生于中产之家；多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与自然接近；多研究哲学社会学，少于纷繁的社会交际；多做旅行。考察冰心和泰戈尔的身世，我们便会发现，两人都符合冰心所列的这八个条件，这便为两人之间的契合打下了基础。她对泰戈尔的忠诚可以从翻译《吉檀迦利》的例子看出。冰心从1946年开始翻译，到1955年诗集全译本出版，历经了近十年时间。这十年正是冰心人生中起伏不宁的一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冰心的生活就已经开始变得动荡不安。其间她全家几经迁徙，从北京到昆明，从昆明到呈贡，又从呈贡到重庆。1946年随丈夫吴文藻赴日本，她与家人又不得不再次分离。不但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她还经历了丧父、丧弟、丧友之痛，生活上也日渐困窘，在到了重庆之后有段时间甚至不得不捉笔卖文以求得生活之资。但她始终抽出时间不断修改《吉檀迦利》的译稿。如果把冰心的这段时间内的生活轨迹与泰戈尔创作《吉檀迦利》期间的生活经历进行比照，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泰戈尔在创作那些其后变成英文的《吉檀迦利》的孟加拉语诗歌之时，正步入“知天命”之年，经历了丧妻、丧父、丧女、丧友的痛苦，也遭遇了来自外界的误解和攻击，同时还不得不为了他在和平乡所创办的学校的运行而费心劳力。诗人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曾说过：“对诗人的理解和地理位置的变化无关。它和年龄有关。”在这一点上，冰心和泰戈尔的类似经历可以成为我们比较两位诗人的指南。 二、冰心在诗歌创作中与泰戈尔的交响 作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高度肯定与赞赏的女诗人，冰心的诗名与《繁星》《春水》两部诗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两部诗集于1922年和1923年先后出版，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繁星》《春水》之后，阿英曾这样评价冰心：“她——谢婉莹，毫无问题的，是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位*初的，*有力的，*典型的女性的诗人、作者。”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由胡适所标举的白话文运动方兴未艾，新文学的要求与呼声是当时文坛的主流，中国文学创作领域内各种文学体裁均不同程度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影响，诗歌领域中的“小诗”便是在此时出现的。所谓“小诗”，指的是它篇幅短，一般多为“一至四行”，以“简洁含蓄”的方式表现“零碎思想”。“小诗”的兴起与周作人的推动密切相关，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的《论小诗》（1922）一文中提出“小诗”有两个文学来源：其一是中国文学里“古已有之”，小诗是中国“诗的老树抽了新芽”；其二是“中国现代的小诗的发达，很受外国的影响，是一个明了的事实”。周作人认为这种“外国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于日本的小诗和泰戈尔的诗歌，并在《论小诗》一文中援引了冰心的诗歌《繁星》来证明泰戈尔诗歌对“小诗”的影响。事实上，冰心在《繁星》的序言中便已坦承了泰戈尔对这部诗集的影响：“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1959年，年近六十的冰心在重提自己这两部诗集的创作时，再次确认了她当时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由此可见，《飞鸟集》为冰心创作《繁星》《春水》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文学形式的范例，冰心的这两部诗集在文体上的确是模仿《飞鸟集》的产物。“小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并不长，而冰心的《繁星》与《春水》则可看作是这一形式的典范。朱自清认为，从这两部诗集之后，到宗白华的《流云》小诗集问世，“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在出版这两部诗集之前，冰心在当时文坛的形象基本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小说新秀；在这两部诗集之后，冰心获得了诗人的身份，开启了她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领域。在此之后，她“才开始大胆地写些新诗”。因此也可以说，是泰戈尔引领冰心走上了现代诗歌创作的道路。 这种引领，不但体现在诗歌的形式上，也体现在诗歌的风格和内容上。周作人在《论小诗》中提出，小诗由于所受的日本与印度的影响不同而分为冥想与享乐两个流派，冥想派直接受到泰戈尔诗歌尤其是《飞鸟集》的影响，冰心的《繁星》是其代表。在《繁星》中的不少诗歌上都可以看到《飞鸟集》的影子。如《繁星》六：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与《飞鸟集》二八： 啊，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不要到你镜子的谄谀中去找呀。 这两首诗的题材、旨趣都十分相似。又如《繁星》一一六： 海波不住的问着岩石， 岩石永久沉默着不曾回答； 然而它这沉默， 已经过百千万回的思索。 与《飞鸟集》一二： “海水呀，你说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问。” “天空呀，你回答的话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可以看出，冰心这首小诗是受到了泰戈尔诗歌的启发，它是对后者的一种演绎和推衍。这样的例子在《繁星》中并不少见，乃至《繁星》这部诗集的名字，也可以说不无《飞鸟集》的影响。 冰心在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和意象，乃至部分诗歌的结构，都受到了泰戈尔很大的影响。以在她的诗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无限”一词为例，斯洛伐克学者马利安??高利克（Marian Galik）在《青年冰心（1919—1923）：冰心与〈*经〉、冰心与泰戈尔的关系研究》（1993）一文中指出，青年冰心在创作中经常使用“无限”“无涯”等概念，其作品中多次出现关于“无限”与“有限”的讨论，这主要是受到了泰戈尔的影响，他的这一论点应当是可信的。冰心在1920年写作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当时她刚刚读完泰戈尔的传记和一些作品，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冰心便使用了“无限”：“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一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超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又如冰心在1923年赴美途中所作的《纸船》，泰戈尔在《新月集》中也有一首同名诗。冰心《纸船》的整体情感与泰戈尔的《纸船》并不一样，冰心写的是游子对母亲和故乡的思念，泰戈尔写的是一个儿童对被了解的渴望，但两首诗的主体意象却是一样的，都写到了纸船、以纸船承载的情感以及梦。从结构上看，两首诗都从投放纸船开始，都以睡梦结束，同样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首诗，可以认为是冰心对泰戈尔的一次成功的模仿与突破。 泰戈尔在文学上对冰心的影响，还体现在冰心对泰戈尔的翻译上。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东方文学的先驱和主力军之一，她翻译过泰戈尔的十余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冰心对泰戈尔的翻译*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吉檀迦利》是冰心翻译出版的*早的一本泰戈尔的诗集。冰心的这个译本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受欢迎、影响*大的《吉檀迦利》译本。关于《吉檀迦利》的翻译，冰心自己曾写道：“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由此可见她翻译《吉檀迦利》是缘于对这部作品的深切的喜爱和认同。事实上，如果考察冰心的创作年表，我们会发现，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冰心所创作的诗歌、小说都在慢慢减少，她创作生涯的后半期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从这一点来看，对于冰心来说，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译介行为，它实际上是对其自身的文学创作的消减的一种补偿，尤其是那些她所喜爱和推崇的译介作品，就更是如此。